在西方影视人类学中，主流民族志电影一直在科学主义范式的影响下，主要以解说式纪录片为主要风格，大部分影片是作为人类学家资料收集与分析的工具，并为文字的民族志提供辅助说明。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些欧美影视人类学家及民族志电影制作者希望在民族志电影的方法和理论上寻求新的突破。“观察电影”(Observational Cinema)首现于1970年代的西方人类学民族志电影，迅速推广至西方纪录片多个领域，随即被当时各种类型的纪录片制作者接纳。一时之间，以“观察”为名的纪录电影名目繁多，例如，美国的“直接电影”(Direct Cinema)和法国让·鲁什的“真实电影”(Cinema Verite)也被贴上“观察电影”的标签。①由于不同的人对“观察”有不同的理解，②其中，由科林·扬(Colin Young)提倡、大卫·麦克杜格(David MacDougall)发展的“参与式观察电影”经过四十年来的探索与发展，目前已成为欧美民族志电影的主要类型。在“观察电影”的理念与实践下，无论在认识论，还是在实践上，“人类学”与“电影”这两个不同学科又一次实现了历史性的结合，对西方人类学界和纪录片界产生了重大影响。 一、“观察电影”的发展阶段 在20世纪50年代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60年代法国新浪潮电影、70年代美国直接电影的影响下，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剧戏艺术系系主任、纪录电影理论家科林·扬及同事开始了对人类学民族志电影的探索之路。1966年，加州大学的电影系与人类学系共同建立了一个电影培训项目，主要目标是培养非人类学专业的电影导演，同时也培养人类学专业的学者拍摄制作民族志电影。该项目提出“将民族志的调查方法作为培训的总体方法论”，③后来，此种方法论被科林·杨命名为“观察电影”(Observational Cinema)。80年代初，科林·杨接受英国政府聘请，回到英格兰创建英国国家电影电视学校(NFTS)，担任纪录片系主任。科林·杨与英国皇家人类学学会合作，再次建立相同的民族志电影培训项目，“观察电影”的实践与理论探索得以进一步发展。 (一)早期“观察电影”(20世纪60—70年代) 60—70年代是“观察电影”的早期阶段，以科林·杨在美国加州大学进行的民族志电影制作培训为标志。这一时期，由电影导演马克·麦卡蒂(Mark McCarty)和人类学家保罗·霍金斯(Paul Hockings)制作完成的影片《村庄》(The Village，1968)，是“观察电影”的第一次尝试。随后，大卫·麦克杜格在东非乌干达拍摄的《与牛群一起生活》(To Live with Herds，1971)被公认是第一部人类学“观察电影”，它完全按照科林·杨提出的“观察电影”理念制作，也是大卫·麦克杜格的第一部民族志电影。之后，麦克杜格夫妇在东非肯尼亚拍摄了图尔卡纳人(the Turkana)的三部民族志电影，也被称为“图人对话”或“图人三部曲”，即《罗朗的方式》(Lorang's Way，1973)、《婚礼上的骆驼》(The Wedding Camels，1976)、《众妻之妻》(A Wife among Wives，1981)。由于东非系列影片一改传统主流的人类学民族志电影制作方式，而是采用了“参与式观察电影”的新理念与新方法，成功地建立了“观察电影”的基本实践道路。这些影片一经问世，其新颖的创作风格和视点立即在当时西方纪录片界和人类学界带来巨大震动，大卫·麦克杜格一举成名，“观察电影”影响了新一代的西方纪录片制作者。 (二)“观察电影”的成熟期(20世纪80—90年代) 80年代中期，科林·杨来到英国创立影视人类学项目，培养民族志电影人才，也继续将“观察电影”的理念进一步付诸实践。本次项目拍摄的重要影片均以观察电影为主，包括人类学家约翰·贝利(John Baily)在阿富汗边境拍摄的《埃米尔》(Amir，1985)，保罗·亨利(Paul Henley)在南美亚马孙流域拍摄的《神圣的舞者》(Devil Dancers，1986)、《双面圣人》(The Saint with Two Faces，1986)、《重返森林》(Reclaiming the Forest，1986)。从80年代起，麦克杜格夫妇在澳州拍摄反映当地土著社会情况的“观察电影”，这些影片表现出强烈的实验风格。④90年代，大卫·麦克杜格在意大利萨丁岛拍摄了《服务生的年代》(Tempus de Baristas，1993)，再次成为“观察电影”的经典之作。除此之外，“观察电影”在80—90年代得到普及和推广，很多独立纪录片制作人采用“观察电影”方式进行拍摄，包括独立电影制作者金姆·麦肯齐(Kim McKenzie)的《等待哈里》(Waiting for Harry，1982)，以及加里·吉尔迪亚(Gary Kildea)的《塞尔过和柯拉》(Celso and Cora，1983)⑤等。 (三)观察电影的新发展 从第一部“观察电影”开始，大卫·麦克杜格一直是“观察电影”的核心和旗帜性人物，自2000年后，麦克杜格对“观察电影”有了新的思考，更强调“观察”的意义与价值。以“杜恩学校”电影系列为代表，包括五部影片《杜恩学校纪事》(Doon School Chronicles，2000)、《清晨之心》(With Morning Hearts，2001)、《斋蒲尔的卡姆》(Karam in Jaipur，2003)，《新生》(The New Boys，2003)、《理性年代》(The Age of Reason，2003)。通过对这所印度精英学校的学生生活的描绘，这些影片不仅讲述印度中学学生的学习生活，还关注了学校的“社会美学”的构建。在《学校景观》(Schoolscapes，2007)中，“观察”的实验性更为突出和外显，麦克杜格尝试通过影像与声音的联觉，试图建立观察电影的感觉之路。三年后，麦克杜格在新德里郊区的一个儿童收容所拍摄的《甘地的孩子》(Gandhi's Children，2010)，这是“观察电影”的又一力作。除大卫·麦克杜格外，2000年以来“观察电影”的重要作品还包括德国人类学家让·莱德尔(Jean Lydall)的《杜卡的困境》(Duka’s Dilemma，2002)，以及澳洲纪录片制作者加里·吉尔迪亚的《克瑞马的法则》(Koriam's Law，2005)等重要影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