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8月，第11届瑞士洛迦诺(Locarno)国际电影节将其“银帆奖”的“最佳男演员”奖①颁给香港左派影片《阿Q正传》的主演关山，该片导演袁仰安获得“特别提名奖”。影评人林欢(即查良镛)随即撰写《谈〈阿Q正传〉的获奖》一文，开篇就祝贺《阿Q正传》跻身“新中国优秀影片诸如《白毛女》、《梁山伯与祝英台》、《鸡毛信》和《祝福》的光荣序列”之中，指出它在国际电影节的获奖“与中国艺术、中国影片近年来的声誉日隆是分不开的”，“如果是在十年前，我想情况不会是这样”②。林欢为影片获奖所做的注脚，是将其置于新中国电影的谱系中谈国际影响与意义，话语方式带有明显的时代印记。回溯当时全球冷战的格局，相对中立的国际电影节颁出的奖项所鼓舞的不仅是电影本身，也必然辐射到电影背后的集体、国家乃至阵营。 然而，跃过龙门的影片《阿Q正传》又如漏网之鱼，难以现身于新中国电影史。林欢这篇旧文带着浓重的历史气息，使我们将目光投向冷战前期世界舞台上的新中国电影：作为一种体现国家意志和维护国家利益的意识形态工具，新中国电影在国家规划下展开对外交流，而国际电影节无疑为之搭建了桥梁和平台。林欢所列的优秀影片都曾通过各类国际电影节登上世界舞台。同时，一系列有待梳理与探讨的问题也随之而至：20世纪50年代的新中国电影是如何参与以及参与了哪些国际电影节?所谓电影的“声誉日隆”和“光荣序列”都经历了怎样的过程、是何种意义上的表达?这一时期国际电影节的运作有何特点，它们与新中国电影的互动受哪些因素影响?既然获奖影片《阿Q正传》跻身新中国电影的“光荣序列”，为何又成为这一序列中不为人知的灰暗角落?……毫无疑问，全球冷战格局中的政治壁垒与国家利益、各个国际电影节的宗旨与限度以及新中国电影自身发展的复杂性，都将写进这一时期新中国电影参与国际电影节的来龙去脉里。 据文化部电影局编印的《一九五零——一九五六年参加国际电影节得奖影片一览表》③与陈振兴整理的《我国参加国际电影节年代表(1950-1982)》④来看，在1955年之前，新中国参与的国际电影节有限，都是社会主义电影/进步电影内部的赛会，如1952年参加的印度国际电影节和维也纳世界人民和平大会电影节，1953年参加的罗马尼亚世界青年电影节，持续参加的重头戏则是捷克斯洛伐克国家电影局举办的卡罗维·发利(Karlovy Vary)国际电影节⑤。早在1949年7、8月间，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的《人民日报》就注意到了这一电影盛会，接二连三地予以报道，且格外推崇苏联影片在其中的表现⑥。1950年，包括故事片和纪录片在内的多部新中国影片正式亮相第五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从此一直参加至1962年的第十三届。每届举办前后，《人民日报》、《青青电影》和《大众电影》等报刊(尤其是电影杂志)都会对该电影节以及新中国影片的参与情况进行重点报道。 1951年，参加完第六届卡罗维·发利电影节的导演郑君里撰文写道：“这个‘国际电影节’不同于过去资本主义国家所举行过的任何一个国际电影节。它绝不是一个纯技术性的竞赛会，而是有它鲜明的政治意义的。”⑦的确，对“政治意义”的突出强调不仅体现在电影节的口号与决议上⑧，从奖项的设置上也可以看出来：除了大奖和评委会特别奖以及导演奖、演员奖等电影工作者个人奖项外，还设有“自由斗争奖”、“社会进步奖”、“劳动奖”和“和平奖”等，这些奖项显然都重在影片的政治主题，“参加比赛的影片，都是以艺术思想的正确与否，作为首要的评判标准”的⑨。前文提及的影片《白毛女》、《梁山伯与祝英台》、《祝福》都陆续在卡罗维·发利电影节上亮相并获奖，国内报章将获奖视作“我国人民电影事业的又一胜利，是毛泽东文艺路线的光辉胜利”⑩，并将这些获得肯定的新中国电影置于苏联电影的引领与影响之下，“(获奖)说明我国的进步电影，一旦出现在以苏联为首的世界进步阵营中，它就在文化战线上成为和平、民主与进步而斗争的重要力量”(11)。除了新中国电影之外，苏联电影参与和获奖情况常被予以特别关注与颂扬，报道中亦可见新中国电影代表团在电影节上“介绍我国的制片工作情形”时，“着重指出了苏联电影界对于我国电影界的帮助与合作”(12)。 在20世纪50年代(尤其是前半期)的国内新闻报道以及相关文章中，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常被简化和默认为“国际电影节”，是具有崇高地位和广泛认可的国际电影赛会。单从《人民日报》和《大众电影》对外国电影的推介来看，中国在引进和放映苏联、民主德国、印度、保加利亚、印尼、罗马尼亚、匈牙利、波兰、越南和捷克斯洛伐克等兄弟国家影片时，往往要点明它们是“国际电影节”的获奖作品——这仿佛成为了影片主题内容和艺术水平的最佳保证，而对国内影片的评价更是以此为重要标杆，如获得第六届“特别荣誉奖”的影片《白毛女》被认为是“在政治上有重大教育意义，在艺术上有很好成就的电影”(13)。该片得奖后不久即在全国二十五个城市中的一百二十家影院同时公映，并加紧洗印拷贝提供农村放映，电影厂也以“在各届国际电影节上都获得了奖励”(14)作为其发展和进步的证明。 国际电影节的奖项不但是对影片本身的肯定，同时也是它们在海外(主要是在社会主义兄弟国家以及由资本主义国家进步团体组织的中小型观赏会)放映有力的推荐信。例如《人民日报》在报道新中国影片《人民的战士》被苏联引进与放映时，开篇就写道：“在一九五二年第七届国际电影节中曾获得‘争取自由斗争奖’的中国影片‘人民的战士’已由莫斯科高尔基电影制片厂用俄语配音，最近在莫斯科电影院放映。”(15)1954年徐肖冰和陈荒煤分别撰文总结和展望新中国电影发展，都谈到国际电影节获奖影片在对外输出上的优势：“我们把影片输送到全世界……(它们)大部分在历届国际电影节中得到各种奖。”(16)“当我们的电影真实、鲜明地表现了人民的斗争和新中国的气象，我们的影片在国际上也受到很大的欢迎；迄今为止，已有东欧、西欧、东南亚几十个国家放映过中国影片。许多优秀的影片，都在历届国际电影节中获得各种奖。”(17)捷克斯洛伐克电影代表团团长伊里·马里克在访华时曾说：“中国电影在捷克斯洛伐克举行的国际电影节上走进了国际舞台。”(18)这道出了很长一段时间内电影人的共识。当然，这里的“国际舞台”有着鲜明的政治色彩与意识形态区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