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新中国戏曲电影为例，研究香港左派于1949年以后如何宣传新中国的文化产品。目前有不少内地学者关心香港左派电影，他们或探讨1950年代左派电影批评①，或勾勒香港左派电影在1950年代到1980年代的演变②，或研究左派电影在香港特殊环境下形成的艺术建构和运作模式。③研究的重点集中在左派自身在香港的活动，而较少考虑左派与内地的联系。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研究所赵卫防则将焦点放在内地与香港电影业之间的互动，指出五六十年代两地电影业交往频繁。④关于这段时间两地交往的问题，香港和外国学者则认为内地和殖民地香港的联系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和冷战的开始，于1950年代初即告终止。⑤以上的研究或忽略了新中国与殖民地香港在冷战时候的联系，或忽略了香港左派在社会主义中国和英殖民地之间的中介作用。 事实上，虽然中国内地自1949年以后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而香港则为英国殖民地，奉行资本主义，两地的意识形态截然相对，然而它们的联系不单没有终止，相反还相当紧密。这是因为香港左派在冷战以后充当了内地和香港的桥梁，他们采用不同战略和战术，在香港推广新中国的文化产品，并传递各种政治信息。以往对香港左派的研究，集中于1967年发生的“五月风暴”(港英殖民政府称为“六七暴动”，左派称为“反英抗暴”)。最近，一批香港学者从社会学及文学的角度重新审视左派群体，涉及的题目包括左派工会、足球队、中小学教育和粤剧团等。⑥他们的研究使我们更易理解左派在激烈抗争以外平常岁月的活动以及他们在香港史上的角色和地位。这些研究也为我们了解香港左派提供了全新的视角，但是他们忽略了左派与内地的联系。 本文试图通过新中国戏曲电影在香港的推广这一个案研究，细致考察左派媒体如何在香港宣传新中国。本文将左派对戏曲电影的各种宣传文字看成一个整体，重点不在于看左派的宣传策略内容是否真确或宣传策略的成效如何，而在于揭示这个整体所反映的意识形态，包括其表层的意思、深层的内涵及其表里两层意义的联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1953年至1966年间共拍摄戏曲电影121部⑦，其内容大多描述古代青年男女的爱情和各种神话故事，其中为人们熟知的影片有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黄梅戏《天仙配》和绍剧《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等。⑧为了在冷战期间向反共或非共政权所统治的华人地区输出文化和政治影响，中国政府将接近一半内地生产的戏曲电影出口到香港，不少影片在香港的上映时间几乎与内地同步。在香港负责发行这些电影的是南方影业有限公司，该公司成立于1949年，为中共在香港的地下组织，⑨在香港则被视为是左派。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香港主流社会和殖民政府将在香港支持社会主义而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统称为“左派”。这些左派愿意接受中共的领导，但不一定是共产党员。左派在香港社会可以说自成系统，当时不同界别都有左派的组织和影响，在某些界别里甚至非常强势，比如电影圈。电影圈的左派力量包括南方影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方公司”)、长城影业有限公司、凤凰影业公司和新联影业公司(简称“长凤新”)等。南方公司成立初期主要发行苏联电影，自1953年开始发行新中国电影。⑩除发行以外，另一项重要工作则是宣传。南方公司设有宣传部，负责包装推广所发行的影片，包括定期印制《南方影讯》，制作电影宣传小册子、特刊和单张，撰写报刊上的宣传文字，设计海报和举办各类活动等。1949年南方公司在香港刚成立时，领导宣传工作的是许敦乐，自1953年许敦乐升任副经理以后，即由金芝担任宣传部主管一职。(11)除了主管，宣传部还有其他员工，包括关会权、陈楚鸿、冯凌霄、李华强、陈爱欣、陈自成等。(12)他们可以说是“无名英雄”，因为在他们设计的海报、撰写的新闻稿或其他宣传材料上都不曾署名。 在宣传新中国电影方面南方公司与左派报刊总是并肩作战。主力刊登有关内地影片的宣传文字的报刊为《大公报》和《长城画报》。《大公报》为五六十年代香港最重要的左派报纸，刊登过数以千计有关戏曲电影的报道，其中包括广告、影评、内地导演和演员撰写的文章。(13)每当一部新的戏曲电影放映时，《大公报》每天都会刊登有关报道，有时长达数星期之久。有些报道甚至会登在头版，可见该报是如何看重戏曲电影的宣传。除了《大公报》，另一左派宣传戏曲电影的阵地为《长城画报》，与《大公报》把注意力放在宣传个别电影不同，《长城画报》主要着眼于刊登有关内地和香港整个电影工业前途和发展的文字。(14)1950年代初，香港殖民政府将《大公报》列为共产党报纸，而《长城画报》则被归类为左派期刊。(15) 然而，在英殖民地政府统治下的香港推销新中国电影却困难重重。一方面，为了配合本地观众的口味，左派需要克服内地和香港在文化和意识形态上的差异；另一方面，为了让内地电影在戏院上映，他们需要千方百计让影片通过殖民政府的严格审查。那么，左派用了什么策略推销新中国戏曲电影?除了以上两方面的考虑以外，他们运用这些策略时，有没有更深一层的目的? 仔细分析《大公报》和《长城画报》的报道可以看出，左派推广新中国戏曲电影，虽然广泛使用资本主义商业社会普遍运用的广告策略和充分考虑本地观众的习惯，但是同时又服务于两个重要的政治目的：其一，使香港居民认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为祖国的合法继承者；其二，传播社会主义革命的理想并争取香港居民的支持。有趣的是，一方面，香港左派期望通过推广戏曲电影实现这些政治目的；另一方面，一旦香港居民认同这些政治目的，便会更有兴趣看新中国戏曲电影，这样观众的数量便会增加。吊诡的是，表面看来，商业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互不相融的价值系统，在香港这个冷战前线纠缠在一起，而且还彼此得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