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作为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电影产业 从1984年“中国电影法”第一稿诞生，到2010年被更名为“电影产业促进法”，再到2015年《电影产业促进法(草案)》首次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提请审议，我国电影的立法过程同时也凸显出“产业”在电影诸多属性中极其重要的当下意义。然而，“电影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依赖于技术系统和产业结构才能完成其再生产的循环流转，这使得电影和很多工业社会的产品一样不可避免地受到一般经济规律的影响和制约……就中国当下电影产业而言，借用经济学所建立的概念、理论及研究方法对于思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电影经济运行过程中在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等方面的稀缺资源的使用，并实现既定目标是富有价值的”①。 三年前，滕泰曾在其文章《新供给主义宣言》中主张宏观政策应从传统的投资、出口、消费“三驾马车”转向供给侧的人口与劳动、土地与资源、金融与资本、创新与技术、管理与制度等五大财富源泉，并在之后的一系列文章中坚持应从供给侧方面启动改革实施。2015年12月21日，随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落下帷幕，“供给侧改革”已经成为当下中国政经语境中最火最热的词汇。从以往对投资、消费、出口这“三驾马车”的高度重视转而将目光投向产业结构的供给侧一方，这一变化传递出一个明确的信号，即中国宏观调控的思路正在发生重大转变：以往对需求侧调控的偏重已逐渐倾斜向供给侧调控。 以经济学视野来看，供给侧主要聚焦于生产要素的供给和有效利用。国家发改委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张燕生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用改革的办法矫正供需结构错配和要素配置扭曲，解决有效供给不适应市场需求变化，使供需在更高水平实现新的平衡。‘比如，怎么能够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怎么能够提高全要素生产力，怎么能够保持低碳绿色发展，怎么能够提高创新驱动的作用等，这些都是供给侧。’”②长期以来，我国的宏观调控比较侧重于“需求侧”，但是这些年的实践证明，单纯依靠经济刺激进行的需求管理难以帮助中国经济走向预定的目标，当然，得出这一结论的参照系主要为国家第一、第二产业和部分第三产业近年来所获利润，而实际上，由于产能过剩所造成的产业利润率连续大幅度降低并没有直接体现在中国电影产业的显在层面，相反，与大环境的经济不景气相比，“口红效应”下的中国电影产业仿佛刚刚迎来自己的春天。但是，正如“口红效应”这一经济学用语产生的背景机制一样，当下中国电影产业的空前繁荣显然也得益于诸多不属于电影产业本身的外围因素，然而，电影产业毕竟也是各种社会产业中的一种，必然受到经济学规律的影响和制约。中国电影产业曾经遭遇过当下某些产业正在饱受的打击，将来也许还会遇到不可预见的挫折，在此，对“供给侧改革”的深度读解、准确把握与合理借用，或许能在某种层面上有助于中国电影产业在未来的健康发展。 二、供给侧：电影产业链的上游和发力者 如果将传统的中国电影产业链“制片——发行——放映——观影”进行解析，再按照供给侧对生产要素的认识，位于上游的“制、发、播”方显然属于需要进行改革的对象；而即便在“互联网+”时代，传统电影产业链发生了部分环节的位移，或在部分环节出现了多种模式并置的新形态，即呈现为“一种‘串联加并联’的混合模式，产业链最前端是各类型内容制作组织的并联，中端是各类型渠道组织的并联，而后端则是各类型终端组织的并联，最终，内容、渠道、终端这三组产业组织的并联则以串联的形式连接起来并被传递到观众”③，但此产业组织中，“内容、渠道、终端”三者仍处在电影工业运行机制的上游位置，因而，其供给侧的属地性也是显而易见的。 现在，我们不妨简单回顾一下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电影发展的历史：“十七年电影”在“工农兵文艺”的规范下形塑了一大批银幕英雄，但程式化的故事情节和脸谱化人物形象显然不能满足多样化的观众需求，因此，钟惦棐在1956年的《电影的锣鼓》一文中尖锐地批评了当时的中国电影事业，他指出，“像《一件提案》这样的影片上座率极低，而从1953年到1956年6月，国产片共发行了一百多部，其中有70％以上没有收回成本”④；在1977年至199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这段时期，在各种思潮和电影内在要求的多重影响下，电影创作的指导思想及其管理方案不断地在改革开放的总形势下发生变化，大致呈现出“主旋律电影”、“艺术探索片”和“娱乐商业电影”三足鼎立的局面；紧接着，1993年中国电影行业进入全面改革时期，1994年“分账大片”接踵而来，随着电影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电影作为产业的性质逐步得到中央的确认，电影创作的市场目标和商业属性日益明晰…… 通过上述简单梳理，我们不难发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国电影，无论是作为一种事业还是作为一种产业抑或总是这二者的必然结合，但在实际上，中国电影的发展一直都在“改革开放”的总形势下不断进行着“供给侧”，也即电影创作方面的改善与革新，主动担当起平衡意识形态和供需关系中的发力者角色，其在经济学层面的积极意义不言而喻，但毋庸置疑的是，在电影作为一种产业从而不断得到政府的扶持和受众的信赖的同时，仍然存在着供给侧与需求侧两者间的诸多矛盾。 三、新世纪以来中国电影产业供给侧的矛盾与问题 正如上文中提到，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电影”作为“工农兵文艺”的一种，与多样化的受众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不协调；新时期以来，多元社会语境中的电影或面临着类似于“零拷贝”的尴尬，或承受着诸如精英知识分子的文化批判或来自官方政府的意识形态批评；特别是“分账片”以来，“经济改革和商业化程度的提高，把90年代以来的中国电影推向了一个既要与国际电影抗衡，又要与国内市场竞争的严酷境地。在这一过程中，经过痛苦的反省与不断的尝试，以张艺谋、陈凯歌、冯小刚、冯小宁、何平等为代表的中国电影导演，开始拍摄一系列完全面向市场并按市场规律运作的国产影片”⑤，也正以此为肇始，中国电影彻底走上了一条产业化之路。然而，尤其是新世纪以来，在中国的各项产业都将目光锁定在需求侧一方，而中国电影作为产业的一种也将其工作重心转向市场与观众的同时，中国电影的供给侧却日益显示出自身的力不从心，从制片、创作到宣发、放映，中国电影产业供给侧的每一环节都存在着与作为需求侧的观众一方之间的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