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文中，全球化描述的是世界经济、政治与文化逐渐互联而成一个世界性体系的过程；民族国家则是指近代以来通过资产阶级革命或民族独立运动，以一个或几个民族为国民主体而建立起来的国家。在一般概念和理论阐发的层面上，全球化与民族国家都存在着广泛而又深刻的争议，但也由此形成了当今世界极具延展性和生长性的思想空间和学术命题。①无论如何，全球化时代的民族国家，须要在跨国构型的基础上促进一种面对未来的开放诉求和世界战略，与此同时，更须要在国族想象的基础上达成一种走向凝聚的国家构建和民族认同。 电影史也是如此(电影史既指电影史的理论与实践，也指电影史叙述与电影史文本)。有关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的电影与电影史问题，在欧美各国电影研究者的著述中并不鲜见，并在鲁晓鹏(Sheldon H.Lu)、裴开瑞(Chris Berry)与张英进(Yingjin Zhang)等以英文写作的海外中国电影研究者的相关著述中得到更加集中的展现。其中，张英进讨论了英语学术界相关研究成果，并以“重构民族电影”“重思中国电影”与“重塑跨国电影”为内容，结合理论和历史背景，在民族电影与跨国电影研究问题转向的框架内，对中国电影加以“重新反思”。②在这里，中国电影的历史依循着从“(简单的)民族电影”走向“跨国电影”进而成为“世界电影的一股重要力量”的基本路径，其发展趋势也令人期待。但问题在于，如果“世界电影”不仅仅是指美国、西欧等资本主义国家的电影，而且包含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以及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各国电影的话，那么，“中国电影”和“民族电影”一直就是在“跨国电影”的语境下运作的，也一直是“世界电影”的一股重要力量。中国电影总在“世界电影”之中，始终都既是“民族的”也是“跨国的”。而作为一种“跨国民族电影”或“民族跨国电影”，20世纪中国电影确实出现过几次重大的“转折”，但所谓的“断裂”其实未曾发生。 基于这样的理解，跟海外的跨国电影与中国电影研究者不同，笔者试图站在中文写作与民族国家的立场上，通过对全球化与民族国家相关领域的理论辨析，以及对美、法、意、日、韩、中等国主要的世界电影史或国别电影史的文本比较，在检讨欧美电影及其电影史尤其美国电影及其电影史的合法性的基础上，在跨国构型与国族想象的整合亦即跨国民族电影之中寻找阐释的方向，并且倾向于得出如下结论：电影史的跨国构型，本来就是电影史自身的规定性，但却遗憾地成为仅属欧美电影史尤其美国电影史的合法性延展；而包括欧美电影史尤其各民族国家电影史在内的国族想象，也已成为当下电影史构建的重要趋势；可以说，一种在民族国家框架里对跨国电影和民族电影予以经济和文化双重整合的跨国民族电影史，正在成为电影史话语的主导性力量。 作为一种特别依赖于体制与政策以及资本与技术的文化工业，电影从一开始就是一种跨地媒介和国际贸易。电影的跨国扩散使其渗透到地球的每一个角落，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全球化的大众媒体。阿兰·威廉斯(Alan Williams)曾经指出：“电影是第一个真正全球化、跨国界的媒体，因为它没有或很少使用语言。”③克里斯汀·汤普森、大卫·波德维尔(Kristin Thompson，David Bordwell，1994)也从电影发展历史的角度指出：“电影工业本身也是明显超越国界的。在一些特定的时期，特殊的情况可能会闭锁住一些国家与外界的电影流通。但一般来说，总是存在着一个全球性的电影市场，而通过追溯跨文化和跨地域的电影趋势，我们得以更好地认识这一现象。”④而在互联网时代，世界各地的人们甚至足不出户就可以进行全球范围的电影生产和文化消费。⑤也正因为如此，跟文学史、美术史和音乐史等文化艺术史相比，电影史更加须要在开放的视野和全球的论述中确立其基本框架并构造其经典形态。电影史的跨国构型本来就是电影史自身的规定性。而所谓“民族电影”，正是在“跨国电影”中得以完成并与“跨国电影”相互交汇的。全球化时代的电影史，应该是民族国家框架里的“跨国民族电影史”或“民族跨国电影史”。 但在全球化(Globalization)语境中，特别是在20世纪末期，无论是有关文化(电影)对于全球化还是全球化对于文化(电影)的重要性及其历史嬗变的讨论，都曾经不可避免地导向两种路径或者分裂成两个阵营：即“超级全球化的推动者”与“全球化的怀疑论者”。⑥两个阵营都倾向于分析电影、电视、广告和互联网等现代媒介的文化生产及其政治经济学，并试图在全球化与民族国家(Nation-states)的比较视野中展开争鸣。这也是电影史的理论与实践首先须要面对的思想文化状况。 一般而言，超级全球化的推动者认为，一个世界性的体系正在运行并具备强大的霸权，民族国家或地区组织已经很难保护自身不受影响。德国学者乌尔里希·贝克(Huldreich Beck，1992)、荷兰学者让·内德文-皮特斯(Jan Nederveen Pieterse，1995)、美国学者萨基亚·萨森(Saskia Sassen，1996)、英国学者马丁·奥尔布罗(Martin Albrow，1997)以及俄罗斯学者阿·伊·涅克列萨(A.Heknecca，2000)等人所阐释的“全球化话语”都是如此。⑦约翰·汤林森(John Tomlinson，1991、1999)甚至明确指出，由于大多数民族国家根本没有“同质的”文化实体，要在“受侵略的国家”和“入侵的国家”之中辨认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的文化认同都是非常困难的，因此所谓“文化帝国主义”(Cultural Imperialism)并不能对民族国家及其文化认同造成真正的威胁。⑧他更是努力张扬了作为一个世界公民以及拥有一种全球认同感的普遍主义(Universalism)意向和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的可能性。⑨在此基础上，约翰·厄里(John Urry，2001)进一步讨论了全球传媒与世界主义。基于世界主义是一种针对不同民族的文化体验的开放态度，厄里强调世界主义正在模糊私密与公开、台前与幕后、邻近与遥远以及共存与斡旋、本地与全球、象征性与疏离性之间的界限和差别，一个“世界的市民社会”也许正在到来。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