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中国经济呈现宏观税负逐年上升且间接税占比居高不下的“双高”现象。据测算，1995～2014年，宏观税负由9.88％上升至18.73％，并且这一时期间接税收入在全部税收收入中的平均占比超过了70％。税制结构中高占比的间接税及其易于转嫁的特征，抑制了过度消费的同时实现了资本的快速积累，因而对于经济的高速增长具有重要贡献。1995～2014年中国经济实际总产出增加了4.60倍，年均增速9.57％。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经济增长面临巨大的下行压力，2012～2014年我国经济年均增速7.60％，处于20年来的最低水平，同时最终居民消费率下降的趋势明显。如何有效调整现行的税制结构，发挥税收对经济的内在稳定器作用，并实现福利改善的目标，已经引起政府和学界的高度关注(高培勇，2015)。 税制结构对经济增长作用的发挥主要受到市场化进程和政府投资效率的影响(吕冰洋，2014)。许多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着市场扭曲现象，尤其中国经济发展高度依赖于政府投资，市场机制没有经历过西方发达国家数百年的发展过程而存在投资渠道不畅、社会资本投资不足等问题。在经济发展初期，我国政府通过征收间接税，抑制过度消费，并通过财政支出大力发展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了全社会的投资报酬率。随着市场化机制不断完善，以间接税为主的税制结构使得政府投资的拥挤效应愈加明显，并且由于政府对市场的过多干预，减缓了市场化进程的速度，造成社会福利改善乏力。 有关税制结构、市场化进程分别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理论研究已经较为常见(Easterly，1993；Restuccia，2004；Lu和Yao，2009；吕冰洋和毛捷，2013)，但现有文献对市场化进程与税制结构变迁之间内在联系的关注不足。在仅有的研究中，也往往将市场化进程视为一种外生参数和变量，针对不同市场化程度对税制结构的单向影响进行比较静态分析。实际上，市场化不足的问题只有在经济发展中才能逐渐解决(吕炜，2004a)，并且市场化进程与税制结构变迁在经济发展与福利增进中具有双向作用机制。 因此，通过将市场化进程内生化，并与税制结构动态变迁以及公共资本外部性、经济结构变动等因素置于统一的理论框架中，明确鞍点路径上市场化进程与税制结构变迁之间的动态影响机制，检验经济发展不同时期、市场化程度不同地区的税制结构对经济增长和福利改善的实际影响及变化趋势，不仅可以分析商品税在促进经济增长和提高市场化进程的作用、资本税对于公共资本外部性的影响，同时将此前税制结构特征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给予客观的评价，而且能够揭示在不同市场化阶段税制结构产生的经济效应和福利效应差异，进而为经济增长与福利改善目标下税制结构调整政策的制定提供理论依据与现实支撑。 一、文献评述 最优税制理论蕴含着税制结构对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影响的作用本质和传导机制。Ramsey(1927)对最优商品税理论的创造性贡献中指出商品税由于不改变生产要素的相对价格，不影响生产决策，因此该税收的扭曲性最小，此后Chamley(1986)、Lucas(1990)、Zhu(1992)等分别在Ramsey静态模型的基础上进行了扩展研究，得出的结论基本一致，上述文献为最优税制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Barro(1990)将政府税收收入通过财政支出内生化，构建了税制结构的另一类研究范式，将政府公共财政支出加入到内生增长模型中，指出不同的税制结构所能实现的最优均衡是有差异的，其中如果政府采用收入税形式，则可以实现次优(Second Best)均衡，此时，最优资本税为零。在Barro模型的基础上，众多研究者Futagami等(1993)、Greiner和Haunch(1998)等总体上也支持最优资本税率为零的结论。 与上述两类研究的结论不同，Aiyagari(1994)、Guo和Lansing(1999)、Chamley(1998)分别从保险市场不完全、产品市场不完备、借贷约束等角度考证了最优税率的问题，认为当投资不足时，政府应当对资本进行补贴，而当存在垄断利润时，政府应该征收资本税。Turnovsky(1996、2000)、Fisher和Turnovsky(1998)、Gómez(2004)等采用了更为一般的形式描述政府公共支出的拥挤性，结论基本都认为最优资本税率与拥挤程度成正比。 上述有关最优税制结构的理论研究往往都是基于稳态经济进行最优化求解，很少考虑鞍点路径上税制结构的优化问题。资本累积是鞍点路径上经济增长的重要特征，商品税具有抑制消费、促进投资的作用，而资本税对于投资的抑制作用将会影响经济增长路径。因此，在鞍点路径上有关最优税制结构的作用机制将更为复杂。特别是，中国经济增长仍然处在走向稳态均衡的鞍点路径上，经济发展水平与最终稳态还相差甚远(李稻葵等，2012)。如何基于税制结构变迁的视角，分析商品税在鞍点路径上的外部性特征，这将是本文研究的第一个重要方面。 在充分考虑各类因素的基础上，对于税制结构的理论研究已经较为全面，但大部分研究往往针对成熟市场的西方国家税制结构的变动进行归纳总结(吕炜，2004a；马国强，2015)，忽视了税制结构与具体经济状况、发展特征的内在联系，并且很少关注到税制结构变迁对于经济增长，甚至福利改善的作用机制。税制结构的优化调整要结合各国不同的经济状况和体制特征而定，要结合税制结构在经济活动中的效率收益和效率损失而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