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年代中国第一次商业电影浪潮的发端，是由于欧美历史题材影片的启发，激发了中国电影界试图凭借本土文化的历史题材抗衡欧美电影的努力，因此早期类型电影创作在原初的意义上仍然携带了一种责任伦理和良心主义信念。对古装片、武侠片的选择和理解建立在对锄强扶弱、劫富济贫、拯世救难的传统侠义道德理想的亲近和向往上，具有强烈的民族文化认同取向。武侠片“是与国民革命的发展和变质相并而行”，“是故非武侠之片，不足以鼓其勇；非勇敢之事实，不能增其气也”，“要唤起民众的革命思想，没有再比用义侠的故事做兴奋剂能收切实的功效了”，“在这狂澜既倒的世界挽回一些礼义廉耻……这是侠盗的行为”。①从上述言论可以观之，这一大规模商业电影创作激起的娱乐主义浪潮可以视为深具儒学旨趣的良心主义世界观在物质主义浪潮盛极一时的特定社会语境和电影文化语境中的一种世界观变构。 类型电影与儒家伦理 一向以维护和发扬旧道德著称的“天一”公司在稗史片、古装片、武侠片的摄制上沿袭其一贯宗旨，在迎合观众趣味的娱乐主义旨趣中继续不遗余力地宣扬传统儒家的德性伦理。“裨益于世道人心”的《立地成佛》《珍珠塔》；具“义侠之怀”，有“慈善动惜之心，振奋自拔之志，令人有飞舞磅礴之概”的《女侠李飞飞》；“蓄道蕴德，为立身之要本”的《忠孝节义》；“维持家庭幸福，增高人道智识”的《夫妻之秘密》；“哀感顽艳”，表“真高尚纯洁之爱情”的《梁山伯祝英台》；“吊古伤今，藉劝世人，好生之德，其意其义，犹善且美”的《白蛇传》等，②都共同将传统的德性伦理视作影片安身立命的根基。时人对《梁祝痛史》评论说：“这部戏剧的宗旨，既然注重人民的德性，所以戏的重心，就在剧中人个性的表演，如果演员表情和动作，能切合剧中人的身份，发挥剧中人的意思，显明剧中人的德性。能使看戏的人，忽而哀，忽而喜，忽而歌，忽而哭。是研究艺术方面的能事已完，宣扬人民德性的责任已尽，娱乐大众的目的也已达了，服装的古式时式，还成什么问题呢?”③在《梁祝痛史》因服装的古今不分而遭评论针砭时，却有人从另一方看到了此类影片的价值，将传统德性文化的表达、艺术的制造、娱乐大众的宗旨结合起来，即达成了影片的目的，至于服装的古式和今式，则实在没有计较的必要。可见，当时对类型电影的要求并非止于娱乐这么简单，更要求德性的表达。郑君里在《现代中国电影史略》中认为，《梁祝痛史》《白蛇传》《珍珠塔》《孟姜女》这一类改编自民间传说的稗史片，虽然生动而诚恳地描写了男女主人公的自由恋爱，但无一例外的悲剧结局体现了传统宗法社会的胜利，并通过这种胜利“把它合法化以期求全于固有道德的尊严”，“稗史片内这一种恋爱观念是从统一的封建的世界观内出发，自然它也用同样的原则去解说一切社会的、以及伦理的关系”。④郑君里一方面指出这些影片里传统道德的合法与强大，一方面又指认其是一种“封建的世界观”，前者说明了这些类型片与传统伦理道德的亲密关系，后者则暗示了评论者是站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激进立场对传统作出的价值评判。 大中华百合公司出品的《美人计》投资高达十五万元，耗时一年，编剧、导演、服装、布景等均在同时期所有古装片的制作中，被认为是制作态度最为严肃艺术成就也最高的影片。该片在以“英雄与美人”的“风流韵事”作娱乐主义之号召的同时，将更多的笔墨放在了儒家“忠孝节义”的普世道德的表达上。“被当时一部分批评家目为完善的道德范本。除开了英雄与美人的风诞韵事以外，它还像褒贬善恶的一部《春秋》一样推许了孔明的忠，孙权的孝，孙夫人的节，赵云的义……”⑤《美人计》由此成为体现儒家伦理和道德理想的典型范本。《王氏四侠》同样是大中华百合出品的一部制作精良的武侠片，在思想和技术上都得到颇高评价。该片以古讽今，传达了典型的“明道救世”的儒家理想。侠客王大哥带领乡民反抗寨主的斗争正是军阀压迫下受苦民众奋起反抗的写照，王大哥则是兼具“志于道”“拯世救难”的古之侠士的化身。天一公司的《唐皇游地府》讲述了唐太宗因龙王被斩之事进入阴曹地府后又回到人间的故事，影片对人死后在阴间地狱受苦的描写和渲染虽较荒诞，但其劝人为善以免死后在地狱受罪的教诲思想却含有明显的功过格意味。“华剧”1928年出品的武侠神怪片《航空大侠》表现的是一个典型的“拯世救难”的传统侠客形象，侠客驾着飞机到处行侠的形象虽荒诞不经，但影片意欲表现的却是军阀混战时代，在民不聊生的生活中“万民举首望英雄”的主题。“航空大侠”和《王氏四侠》的王大哥一样，都是侠文化传统中由“志于道”而“除暴安良”的“儒而侠”的侠士形象。除此，还有孙瑜的《渔叉怪侠》《风流剑客》这样的奠定了其浪漫主义创作的基础，表现民族反抗精神的武侠片。 这些侠客或剑客，要么施行劫富济贫除暴安良式的社会救济，如《小剑客》《山东响马》《飞侠吕三娘》；要么代平民解除苛捐杂税的负担，如《王氏四侠》《小剑客》；要么私访民间疾苦经历重重困厄，如《火烧红莲寺》；要么与皂隶协力反污吏共建贤明吏治，如《乾隆游江南》；要么剪出当地的恶匪地痞为民除害，如《山东响马》《王氏四侠》《航空大侠》；要么为报私仇斩妖除魔，如《荒江女侠》；要么带领民众起而反抗，如《王氏四侠》《风流剑侠》；要么以传统的男性道德颂扬女性、或保家卫国、或参与国政、或擒捕恶匪的积极作为，如《黑衣女侠》《儿女英雄》《木兰从军》《红蝴蝶》等。这些侠士、剑客的仁心仁义和除暴安良的义举具有明显的“志于道”的“儒而侠”意味，加上剧情设置上善恶的角逐，对传统道德理想的崇尚，使影片呈现出浓厚的儒家伦理内涵。虽然这些影片由于商业利益的驱使或世界观的局限，往往武而乏侠，脱离表现侠义的初衷而移位于荒诞不经的情节，使影片颂扬狭义的高尚主题受到损害，但其除暴安良、明道救世的意旨却是毋庸置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