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3969/j.issn1007～6522.2016.02.005 中图分类号：J9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6522(2016)02～0061～11 在半个多世纪的电影创作生涯中，瑞典导演英格玛·伯格曼(Ingmar Bergman)始终用他那独特的镜像语言，对一系列关涉生命终极意义的主题做出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阐释。这些主题与宗教哲思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伯格曼电影独有的艺术魅力。 作为伯格曼20世纪60年代室内心理剧的代表性作品，《沉默》出人意料地成为当时欧美最卖座的影片之一。在观影者的喧哗中，在批评者“粗俗的现实主义”的聒噪中，《沉默》默默地展示着卓尔不群的风貌。 拍摄于1963年的《沉默》是伯格曼继《犹在镜中》《冬日之光》之后的作品。人们通常根据伯格曼的相关说法，把这三部作品称为“宗教三部曲”。 在《犹在镜中》和《冬日之光》中，伯格曼分别塑造了患有宗教精神分裂症的狂热女信徒和信仰幻灭的男牧师这两个形象。在紧承其后的《沉默》中，伯格曼似乎无意于再创作一部直白地描述基督教信仰失落的影片，相反，在人类信仰的真空中，伯格曼不想再玩什么虚幻的“魔术把戏”，转向切实而深沉地探究人最根本的存在之依凭及生命意志中最本源的力量。 《沉默》与伯格曼的许多电影故事一样，发生在旅途中。姐姐伊斯特、妹妹安娜、安娜的儿子约翰三人在疾驰火车的密闭车厢里坐着，气氛沉闷、冷漠而压抑。由于姐姐——一个长于翻译的知识分子病情严重，三人只好在远离目的地的蒂莫卡市下车，入住一个气氛同样沉闷、冷漠的豪华旅店。在陌生的城市里，洋溢着生命力的安娜四处游走，与一个完全陌生、语言不通的酒保做爱，宣泄着旺盛的欲望；病弱的伊斯特酗酒，手淫，翻译作品，满怀着爱与恨地严密监视妹妹的一举一动。约翰在母亲与姨母之间左右摇摆，与卖艺的侏儒们玩耍。最后，安娜丢下病重的伊斯特，带着约翰踏上归程。 一、题解：在静穆中遥想信仰之城 通常，如果有人问伯格曼：“你认为那部电影讲的是什么?”他十有八九会回答不知道，他对此并不感到不安。他会对别人希望他能回答这一问题表示出一贯的憎恨，对于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他或许会回答：“艺术可以从不同层面来欣赏。”对于《沉默》这部独树一帜的影片，伯格曼的回答似乎一如既往地平淡：“我是一个艺术家，一旦我产生了想拍《沉默》的想法，我就付诸实施——就是这么回事。”[1]然而，对于电影批评者而言，事情并非这样简单。要了解和分析伯格曼拍摄《沉默》的真正意图，或许我们还得像对待《第七封印》一般，从标题开始。 如果我们不深究的话，“沉默”之于《沉默》并不是什么难解的谜。《沉默》原名Timoka，即蒂莫卡，也就是故事的发生地。伯格曼曾声明如此命名该片纯属巧合，而这巧合之中却暗藏玄机：Timoka，在爱沙尼亚语中意为“刽子手”，象征着杀戮和死亡。而“死亡”，不管是人、物还是意义的“死亡”，都意味着存在状态的消亡。蒂莫卡镇不仅是坦克横行、杀机四伏的死亡之地，更是无法沟通、语言失效的处所。“词语破碎处，无物存在。”[2]Timoka是击碎语言、埋葬语言的墓地，是意义消亡的沉默和寂静之所。 然而，这仅仅是浮游于“沉默”表层的意义，伯格曼的“沉默”之内涵远不止于此，它包含着更多与个体内在的生命息息相通的生存体验，更多不可直接沟通的、隐匿的神秘气息。 与“沉默”紧密相关的是“秘密”。这“秘密”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秘密，而是本质意义上的秘密，也就是一种内向性的、独自享有的主观感受。克尔凯郭尔认为，客观与日常思维没有秘密，只有双重反思的主观思维才拥有秘密。双重反思中的第一个层面是理智上的理解，第二个层面则是个体在现实生存的层面上内化第一个层面获得的认知，并在行动中体现为反思。当然，不管是第一个层面还是第二个层面，双重反思的内在思维都包含着绝对的主观体验，是不可言传只可意会的本质秘密。对于伯格曼来说，《沉默》中蕴藏着他独特的个体经历，仿佛一条神秘的通道，连接了不同时空中的伯格曼的个体存在：十岁左右的伯格曼开始在陌生的斯德哥尔摩街头“流连飘荡”，前往伯格贾尔路那个“神奇的所在”——窥视限制级电影和老同性恋者略带色情意味的用品。在少年时代，他阅读穿透心灵的《黑暗的胜利女神》，催生不断重复的梦境：“我置身庞大的异国城市，要去城市禁忌的那一部分地区……在那里，现实的法律与社会的规则根本失去效力，无奇不有，一切都会发生。我不断做着这个梦，令我困扰的是，我一直是在前往那禁忌地区的阶段，从未到达。”[3]73伯格曼成年之后，1951年创作的广播剧《城市》再一次聚焦于异国城市的主题，战后的城市破败不堪，地上有无底大洞，马路支离破碎。这座陌生的城市，却散发着谜一样的熟悉感，拨动着在私人生活和艺术上持续承受挫败感和压抑感的伯格曼的心弦。 对于他者和自我来说，伯格曼都是一个“隐藏者”：“我不是别人认为的那个我，也不是自己以为的那个我。当一个人自以为知道自己是谁时，其他人却很清楚他实际上并不知道。但是，如果公众认为他们知道我是谁，我就不得不让他们相信他们是对的，因为如果我让他们知道我所知道的，所有人都会失望和不快……在我身上，有一个尚未出世的演员，他在不同的场合有着不同的伪装，有时好，有时坏。无论如何，胡子不是一个好的面具；也许一张刮得干干净净的脸会是更好的伪装。”[4]作为一个生活在主观孤独感中的“隐藏者”，伯格曼无法将内在的体验和感悟直接表达出来，只能将这种生存体验作为本质的秘密收藏于心。即使他表达了，他人也只能在表面和客观层面上理解他，因为它们是只属于他的主观内在的东西。这个秘密中夹杂着他复杂的内心情感和体验、他永不消停的忧虑和焦灼，别人没有经历或体验过它们，是不可能真正理解的。在伯格曼那拒斥普遍性和客观性的心中，破败而新奇、熟悉而陌生的异国城市散发着迷人而性感的气息，怂恿着行走在禁忌边缘的伯格曼借助其不断流变的破坏力量，来传达在毁灭的快感中迸发出的充盈的生命能量。作为一个艺术家，伯格曼所拥有的秘密不是通过直接沟通就能够与观众产生共鸣的，这种深埋在伯格曼内心深处的生命体验，只能通过隐喻的方式来揭开与观众相互沟通的序幕，实现与他者的沟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