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籍制度作为中国社会一项基本的制度安排，不仅是人口登记和户籍管理的依据，而且是现实中资源配置和利益分配的重要工具。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明确指出“城乡二元结构是制约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主要障碍”，而户籍制度正是几十年来强化城乡二元结构的媒介机制。由于户籍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随着城乡差距问题的凸显、人口流动尤其是乡城人口流动的加剧，户籍制度改革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 至2013年，已有14个省区市探索建立了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①，18个省区市和新疆建设兵团建立了居住证制度，重庆、四川成都、江苏苏州等地实行本地人户口自由迁移政策，广东全省和上海市建立积分落户制度，2010-2012年三年中全国“农转非”2505万人②。但是另一个方面，诸多报道和研究发现，相比过去所受的热捧、价高与紧俏局面，城镇户口在近年来各地纷纷开放小城镇户口以及制定“农转非”政策鼓励农民转户的情况下却遭到冷遇。根据李强所主持的中国城镇化大规模入户抽样调查数据显示，和过去人们期望变成非农户口、“吃商品粮”的情况不同，目前持农业户籍的人，近2/3表示不愿意转为非农户籍③，因为拥有农村户口就可以保留农村的土地和宅基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对全国6个城市和20多个城镇的调研，以及对7个省市6232名农民工的问卷调查结果也显示，农民工不愿意以承包地和宅基地的“双放弃”来换取城镇户籍，80%以上的农民工希望保留承包地，三分之二的农民工希望保留宅基地和房产[1]。 在目前的户籍政策中，从农民转为市民的户口转变往往以放弃农村土地、宅基地等作为前置条件，而随着土地升值和中小城镇的户口含金量降低，多数农民并不愿意放弃农村土地和宅基地来换取城镇户籍。尽管户籍改革在形式、内容和规模上都取得了重大突破，然而在新形势下，要完成中央一号文件所提出的加快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任务④，并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实现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的目标⑤，必须根据目前的利益格局重新审视户籍制度的改革方式，并建立更加合理可行的改革实现机制。 在纷繁复杂的改革环境下，回顾中国户籍制度的起源、发展，尤其是不同阶段的改革，不仅可以系统地梳理户籍制度的变革过程，更可以在不同的改革实践中找到改革中面临的实质性需要解决的问题。迄今为止，国内外学者对中国户籍制度及相关主题的研究已经十分丰富，视角多样，侧重不一，为了能够系统地回顾这些研究，本文主要从户籍制度形成和功能、户籍制度的作用与影响、户籍制度改革阶段，以及主要的户改实践与现实困境，这四大方面来进行梳理，并据此提出简要的评论。 一、户籍制度的形成与功能 1950年代，中国政府实施了一系列关于户籍登记的条例、法案、规定，尤其是1958年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为标志，政府开始对人口自由流动实行严格限制和政府管制，第一次明确将城乡居民区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两种不同户籍。程铁军和马克·塞尔登、陈金永和张力、吴晓刚和唐纳德·特雷曼、厉以宁、蔡昉等人对户籍制度的起源、进程和影响都有系统而详尽的分析。 1950年代后期户籍制度的形成，主要以防止农村劳动力的大规模流动和保障城市基本生活品和最低社会福利的供给为基本出发点[2]。从社会层面来看，当时的户籍制度是由于薄弱的工业基础和重工业发展战略之需所决定的[3]，因此它是服务于更广泛国家利益的经济政治制度的一部分[4]，所以户籍制度作为一种“社会屏蔽”制度应运而生[5]，既是人口流动控制和社会管理的基本制度[6-7]，也由于二元户口划分和迁移限制而变成一种黏附性制度[8]，因而成为城乡社会福利分配与分割的工具[2，8-10]。从个人层面来说，正是基于城市和农村居民的制度性区分中对人们的生活机会造成具有结构性差异的影响[3，11]，户口与个人利益具有直接而紧密的联系，因为附着在户口背后的是城乡差别的政治、经济、文化利益，包括劳动、人事、工资、物价、教育、卫生、社会福利等诸多具体的利益差别[12]。 厉以宁把新中国成立以来城乡体制的变革过程归纳为三个阶段：1949-1978年城乡二元体制逐渐形成和日益巩固阶段，1979-2002年城乡二元体制虽然略有松动但基本上依然存在的阶段，2003年以后着手改革城乡二元体制并逐步推进城乡一体化的阶段[13]。虽然经历不同时期的变化，户籍制度的结构性影响依然存在[7]，城乡二元体制实质上并未被触动，若城乡二元体制改革取得突破性成就，必将促进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14]。 二、对户籍制度负面影响的研究 对户籍制度的批评实质上就是户籍制度所产生的负面影响的反思，尤其是针对改革开放以后，户籍制度所造成的户籍歧视、资源不合理配置、加剧不平等的影响。 首先，就个人而言，户籍制度的最大弊端是“歧视”，这种歧视并非根据个人能力，而是根据先天的户口性质，造成公民的等级差别[15]。户籍像一道无形的“墙”，决定着城市居民和外来劳动力的不同身份，职业分割与工资差异、养老、职业和医疗保险、住房都诸方面的状况都表明外来劳动力在城市不能享受到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对待，这导致外来劳动力在城市陷入边缘化的境地[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