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人类社会便已迈入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那么，这一历史进程在技术层面上则表现为创造性技术的“涌现”。尽管创造性技术在技术和社会两个层面上建构着世界万物之间的网络关系，然而，网络关系并不是在后工业化进程中才生成的，它也并不只属于后工业社会的历史阶段。在人类社会以往的历史阶段中就早已存在网络关系了，例如，农业社会中的区域性网络关系、工业社会中的人际网络关系等。如果说网络关系可以在等级和非等级的社会中存在的话，那么，社会的网络结构则必然是在后工业化进程中以网络技术为代表的创造性技术的发展所带来的结果。社会网络结构的生成与社会的非等级化所表达的是同一社会变革过程。可以说，社会网络结构的生成是社会非等级化的产物，同时也可以说，社会网络结构的生成促使社会建构起非等级化的结构。在以往的社会里，无处不在的身份边界和领域边界将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建构成等级化的线性社会结构，而在网络结构的生成中，边界的消融消除了人类社会等级结构的基础，而社会的非等级化则又为社会网络结构的生成提供了可能。如果说社会网络结构的生成具有历史客观性，那么，基于社会的网络结构而生成的合作关系则是人类根据后工业化的现实而对社会治理做出的积极建构。在社会网络结构生成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做出全新的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而在这样的制度框架下，进行政府模式变革及其治理方式创新则成为人类社会面向后工业化的现实变革社会治理模式的必然选择。 一、技术应用：掀起治理变革的浪潮 当我们考虑技术应用对人类社会变革的影响时，有时也会陷入到“盲目崇拜”“大吹大擂”中去。实际上，在现有制度框架下，或许并不是技术应用对官僚制组织形式展开了攻击，而是管理型政府的官僚制组织形式在技术应用中实现了自我完善。与其他类型的技术不同，以网络技术为代表的创造性技术在其运行过程中将一切形式的实体性存在都进行了符号化，换言之，如果说可以应用创造性技术对人类社会的运行实施某种控制的话，那么，符号化中所蕴含的标准化和形式化显然是具有这种控制潜质的。在官僚制组织的运行中，创造性技术的应用使得通过信息处理系统和信息流动体系来重建管理型政府的能力成为可能。通过创造性技术所建构起来的关系网络，管理型政府可以将自己的控制触角遍及社会的每一方面。因而，信息通过互联网能够流动到哪里，管理型政府的社会控制就能够建构到哪里。从这一个意义上来说，管理型政府可以利用创造性技术来建构自己的权力体系，并且运行快速、成本低廉。在工业社会的制度框架下，创造性技术被应用于维护民族国家的主流社会价值。在民主的国家里，管理型政府通过创造性技术的应用来宣传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建构一种竞争驱动的世界，而在集权的国家里，管理型政府则通过创造性技术来建构强大、苛刻的社会控制体系。因而，即便创造性技术具有彻底击破管理型政府及其官僚制组织的潜质，然而，在不同的制度框架和政府模式下，创造性技术也将呈现出不同的表现。因而，如果说我们相信创造性技术的发展能够造就自由全面发展的人以及合作的社会，而不是强化政府对社会的控制，那么，问题不在于创造性技术本身是如何发展的，而在于我们将如何在一种全新的制度框架下建构一种全新的政府模式，去充分发挥创造性技术造福人类社会的潜质，而不是利用它来控制人类社会。 与此同时，如果将创造性技术理解成一种纯粹的技术类型，那么，还会遭遇这样一组引起广泛争论的关系，即技术的应用与劳动者的能力或技能。实际上，正如阿德勒和伯瑞斯所指出的：“近来的自动化研究朝向了通过区分自动化的类型来寻求提高其研究的解释力。在近期诸多的研究中，有一种区分日益呈现出决定性作用：机器设备可以按照傻瓜式安全装置(fool-proofing)和去技能化(deskilling)这个逻辑依据去加以设计，其目的在于减少对更高报酬、更高技能和更强壮工人的依赖；或者，它也可以按照有用性和不断改进这个逻辑依据去加以设计，其目的在于提高使用者的能力，并促进他们的技能和智力的提高。”也就是说，“按照前一个逻辑，使用者是那些需要加以清理的问题的源泉；而按照后一个逻辑，使用者则是那些需要加以支持的技术和智慧的源泉。在前一个逻辑当中，劳动者是错误的源泉，而设计的目的就在于将操作者排除在控制范围之外；在后一个逻辑当中，机器设备被看作是具有先天性缺陷的，而设计的目的就在于确保操作者能够进行有效干预以纠正这些缺陷”[1]。在这个贯穿工业社会历史阶段并延续至今的争论中，经过科学设计的程序化工作被镶嵌于官僚制中而交给那些“傻子”来承担。在这个意义上，技术的进步和应用不仅没有提高人的技能，反而在知识的程序化和劳动的标准化中使劳动者远离了劳动技能而变成单纯执行经过科学设计的程序的单子。在官僚制组织的强力控制和去技能化的体系中，组织成员只需要按照规章制度执行即可，而基本不需要他们有任何形式的判断力和创造力，甚至可以说，自主判断和独立创造还会被认为违反规则而遭到处罚。按照这个一般逻辑，官僚制组织在其价值“祛魅”的过程中也就实现了把一切不确定性的因素都排除在组织控制机制之外。作为使用者或操作者的人也在这一过程中被转化为官僚机器的零部件，在官僚制的傻瓜式和去技能化的组织设计中，以一个执行者的面目去从事各种活动，实际上他们只是按照既定的规章和程式去执行公共政策的被动单子。 当变换一种思维方式去思考政府的建构方案时，就会看到，人的能力和技术的应用是可以在物理世界和虚拟世界的联结中实现有机契合的。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环境中，按照传统的设计—使用的线性思路去建构起来的政府及其程式往往在其设计方案刚刚投入使用之后便早已过时。因而，政府模式的变革及其建构过程或许能够从“作为开发者的使用者”(user as developer)[2]43的概念和思路中获得一些启示。也就是说，当官僚制的强大控制体系逐渐转变为一种内嵌性控制之后，反而生发出一种对人的判断力、创造力，以及基于这种独立自主之上的合作行动。在物理世界和虚拟世界相互联结的意义上，人的能力和技术的应用不是一种非此即彼的竞争关系，而是一种共生共在的合作关系。技术的应用将人从简单、重复、疲累的劳动中解放出来，使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从事更加复杂、更加重要的活动，这些活动往往将人的判断力和创造力作为合作行动的基础；而人的判断力和创造力的提升则又反过来促进科学的进步和技术的应用，并按照创造性科学的原理去不断改善技术应用，使之更好地服务于人类行动能力提升和生活品质提高的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