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在《纽约时报》的一则评论中，阿玛蒂亚·森再次提到他长期关注的中印两国在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上存在的巨大落差(Sen，2013)。不平等问题在两国都很突出，但“在提高国民预期寿命，普及基础教育和医疗卫生方面，中国比印度做得好得多”；在改善人民，尤其是妇女生活质量方面，取得了“非凡的成就”(Sen，2013；2000：17)。在印度则相反，许多人苦于“慢性营养不良、混乱的医疗系统和运作不佳的教育体制”(Sen，2013；另参见Dreze and Sen，2002)。据世界银行测算，43%的印度儿童体重不达标，中国是7%，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也只有28%。①7岁以上的所有印度人，“几乎五分之一的男性和三分之一的女性是文盲”。中国的识字率两性都大约达到94.3%(UNDP，2013)。言及两国劳动力在健康和教育水平上的差别，森指出，“印度若想在制造业的各项能力，即运用提高的技术和质量管理在各式产品方面赶上中国，需要在整个社会造就一支有着更好教育和健康状况的劳动力大军”(Sen，2013)。 中印两国可比性很高，因为两国面积、人口和发展起点都相近。只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经历了数十年的战争破坏，此后又很快卷入朝鲜战争，工业(如钢铁、电力和水泥)、基础设施(如铁路英里数)以及农业，其实都比印度1947年独立时落后很多。②当时，按照工业总产值计算，印度已是世界第七大工业国(Desai，2003)。但如诸多社会指标所示，印度的社会经济很快被中国反超。根据2012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人类发展指数，中国与印度分别为0.699和0.554，在186个国家中分别排在第101位和第136位；中国的多维贫困指数为0.056，印度为0.283；中国的性别不平等指数为0.213，印度为0.610；中国的居民预期寿命为73.7岁，印度为65.8岁(UNDP，2013)。1950-1999年，历经半个世纪，中国的综合人类发展指数由0.225增至0.718，而印度同时期从0.247只增加到0.571(Crafts，2002)。中国的这些成就并不是市场化改革后才达到的，反而是改革期间在廉政、平等、教育和医疗的大众普及等方面发生了倒退。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早已实现重大赶超，同时也为其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Saith，2008：730-731)。 中印两国都有内部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特点。例如，印度的喀拉拉邦因远高于该国平均发展水平而闻名，甚至不逊于中国的记录。中国也一样有发达和落后的省份与地区之差。然而中印整体的差别还是令人瞩目。森尚未回答自己提出的问题：“为什么印度落后于中国？”他提及新中国初期的土地改革，却没有视之为一个重要原因。他将印度的落后归结为“没有学好亚洲经济发展的榜样”，但同样不把东亚的土地改革看作发展的关键步骤。他回避的问题，是为何印度学不到邻居的经验。他认为，中国不是民主国家，但中国人“一直在坚定不移地消除饥饿、文盲和缺医少药”。如果说东亚通过“改善尤其是社会经济金字塔底层人群的生存条件”而“快速扩展了人的能力”(Sen，2013)，难道中国革命实际上不正是此路的引领者？国民党拒绝土地改革，以致在内战中输给共产党人以后，才在台湾实行了土改，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农民土地斗争为中心的革命十分复杂。已故历史学家莫里斯·迈斯纳指出，“即使对伴随着这场革命的恐怖乃至罪行保持清醒和痛苦的认识”，真理仍然是“人类历史上鲜有比它更有成效地改善了更多人生活的事件”(Meisner，1999：1，12)。这一伟大历史事件的意义和根本正义性，在于它为解放被压迫和被剥削的阶级而改造了社会关系。同理，缺乏“与过去的革命性决裂和向同一目标的强力运动”(Moore，1966：431)，或可解释印度之类的国家为何长期落后且治理困难(Weil，2010)。具体就土改而言，“正当社会主义革命在中国击败了地主阶级之时，这个阶级在印度却作为独立运动取胜的阶级联盟的一员，而有效地保持强大。它受到执政党的保护，并且稳固地渗入其中，能够阻挡任何进一步的土地再分配或集体化农业改革”(Saith，2008：727)。 下面让我们对中印两大古老的农耕社会及其不同的政治、经济现代化路径略作比较。学界虽已多有研究，但关注土地问题不足，而土地恰恰可能为森反复提出的问题，提供重要，至少是部分的答案。第一、二节分别追述中印两国土地改革的轨迹；第三、四节讨论中国的集体农业和印度的绿色革命；第五节择要检视关于饥荒和民主的争论；最后一节涉及当前两国在资本主义全球化背景下的乡村解体问题，在结论中重述为什么“耕者有其田”而非土地私有化是农民(再)组织的前提条件。 一、中国的土地革命 19世纪的欧洲思想家对亚洲的土地制度了解甚少，最有影响的看法通常建立在一个“无历史的东方”概念之上。例如，在对非西方世界的历史和人类学深入研究出现之前，马克思认定印度和中国这类“亚细亚式国家”的结构，缺少土地私有制和土地贵族(Marx，1971：352)③。这样的国家集地主和君主于一身而垄断地租。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对“前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分析中，马克思进一步指出“自给自足的手工业和农业”，“自身内部包含着再生产和剩余生产的所有条件”。缺少劳动、社会分工以及阶级分化不仅标志着，也解释了他想象中“亚洲”的封闭村社和长期停滞(Marx，1973：486)。这些观察与此后大量考古和社会经济史研究发现的经验材料相左。至少就中国而言，土地私有制和土地贵族被证明很早即已大量存在，与土地及财产的社会和代际流动并存。两千年前即已出现部分商品化的农业和家庭手工业，支持了繁荣的长途或短途贸易。可以说，这种内部和外部的市场交易活动形成了某种类型的商业(相对于工业)资本主义。再加上科技上的辉煌成就，东方经济曾经是前现代时期最发达的。与此同时，尽管传统的道德理念一直强调均田，多次自上而下的改革也试图抑制土地兼并，但强权的官员和地主仍然可以不断破坏小农经济的稳定。中国历史上，农民和无地流民受“均平”或“均田”的鼓舞而起义，颠覆了几乎每一个主要王朝。新的帝国秩序总是又从相对合理的土地分配状况，因农民失地、贫困或饥荒而堕入社会生活不堪重负的境地。土地集中的趋势因此而只能被周期性地阻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