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自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现代财政制度”以来，国内学者以“现代财政”为主题进行了深入研究。综合已有的研究成果，基于研究背景和问题指向，这些研究主要讨论了与“现代财政”相关的如下问题：一是国家治理与现代财政间的关系。多数论及“现代财政”的学者都以为，现代财政制度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石。陈龙将国家治理现代化细分为强化市场型政府、公平竞争型市场和合作型社会三个子目标，并提出可以通过优化财政汲取比例与方式、调整支出结构和权责、实施预算管理制度创新、构建“三位一体”财权管控新机制和推动预算的社会协商与参与来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1]。二是现代财政制度的性质与特征。刘晓路基于荷兰和英国的财政史分析认为，国家能力主要体现为资源汲取能力、政治渗透能力和危机解决能力，所有这些能力的提升都要依靠财政收入的支撑。因此，较强的财政汲取能力是推动现代化的保障，我国要建立的现代财政制度应具有强国性与集中性性质[2]。王庆从现代财政与公共财政的关系入手，亦认为所谓的现代财政制度，从国家层面来看，就是应尽快提高以财政为核心的国家组织能力，以使我国政府能从容应对未来因国内经济增速放缓和国际摩擦增大后带来的各种潜在风险[3]。杨志勇则把现代财政制度的特征归结为与国家现代化建设相适应、体现民主财政和法治化财政理念、有专门财政管理机构、以专门的治理技术为依托和适应动态财政治理需要等五个方面[4]。三是构建现代财政制度的具体路径。现代财政的制度构建也是学者们集中讨论的内容，如楼继伟就指出，建立现代财政制度主要包括政府预算制度、税收制度和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财政体制等三方面内容[5]。马骁、周克清认为，现代财政制度建设包括财政法律框架、税收制度体系、预算制度和政府间财政关系等内容[6]。高培勇则认为，现代财政制度应从财政收入、财政支出、预算管理和财政管理体制等方面来构建[7]。 可以说，在很短的一年时间内，上述研究已涵盖现代财政制度的性质、目标、特征与构建等诸多方面，深刻阐释了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中提出的“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的涵义。不过，“现代财政”的提法，更多出自西方现代性话语，故若能论证清楚与西方现代性进程相对应的现代财政具有什么样的特性，就更有助于理解我国所要建立的现代财政制度。另外，财政作为一种非常重要的关系架构，它在走向现代化过程中，究竟会影响到哪些社会经济关系进而决定我国社会经济的未来走向，也应是构建现代财政制度时需要探讨的问题。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本文从现代性出发，讨论了我国现代财政制度需要规范的四大关系，期望能对现代财政制度的构建有所裨益。 二、现代性与现代财政 现代性是一个西方式话语，从它的产生到发展中的每一个关键性节点，都限定在西方情境内，这既体现了时代的进步性，也存在着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不过，从追求个性解放、实现个体自由的角度来说，现代性发挥着无可替代的推动作用。 (一)对现代性的理解 具体来说，以个体理性作为逻辑起点的现代性，在推动个体由历史幕后走向前台的过程中，逐渐显现出如下特征： 第一，现代性是一个动态过程。现代性从何而起，并没有一个严格界定[8](P5-13)，但从结果上看，现代社会规范或模式的确定，经历了一系列具体的历史节点，若以时间为线索，可把这些节点归纳为“思维革命—工业革命—信息革命”。从思维变革的角度来说，首先应意识到理性被应用于人类事务是现代性的基础，不过，以什么作为参照来做出选择，则大有不同。现代性的开端，就出自理性的参照系从超越个体之宗教转向回归自我之个体，即从宗教理性转向个体理性。在这一场思维革命中，个体开始以自我为中心来审视自然、社会以及周围的一切，用个体感知来设定选择方法和选择路径，把个体全面发展置于较高地位。当然，个体理性的变革能持续几百年，还要归功于工业革命的发生。除用机器代替手工劳作外，工业革命更大的贡献在于创造了一个充满活力的市场化的新世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体能力通过机械化的生产流水线得以放大，基于生存所需的物质生产创造了不可想象的物质财富，这让“那种认为人类十有其九能够挣脱他们千百年来悲惨命运的观点终于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伦敦站住了脚跟”[9](P5)。也是从工业革命开始，它所带来并不断加固的物质安全成为了个体理性的催化剂，不断深化着现代性的程度。直到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革命的发生，使个体间传递、收发信息的方式有了质的改变，这让个体体会到了最大程度的自由，进而影响到现代性，使它也有了进一步进化的可能。 第二，现代性指向生产力的极大解放。若从时间上讲，现代是相对于传统而得以明确的，就现代与传统间的区别而言，应该说，最显著的标识就是生产能力的大小。在传统社会下，生产力是有边界的。落后的技术水平使得资源配置的范围受到很大限制，生产力很难得到解放。只有社会把自身组织能力发挥到极限，才能达到该社会所能实现的最大生产能力。在现代社会，生产力不仅在技术水平的提升中不断外延边界，更重要的是，现代社会的生产往往是被需求创造出来的。这一点随着凯恩斯理论的广泛宣传已深入人心。不过，“需求创造供给”意味着在现代性下逐渐被解放的人性所创造出来的需求量将会越来越接近于无限，相应地，为了满足这些个体需求所展开的现代生产图景也将越来越宏大。这使现代性与经济增长紧密联系在了一起，“世界将继续变富，穷人将赶上富人，经济增长的星星点点岛屿将连成大陆”[10](P5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