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尽管目前还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但随着经济总量达到世界第二，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在世界政治、经济和文化舞台上，中国不断展示着大国形象。大国不仅体现在体量上，更多地体现在国力、软实力和影响力等方面，而大国财政是其中重要的内容。 一、大国财政的背景和理念 对于大国财政，虽然我们一直在不知不觉地实践，但正式提出这一概念还不长。民众和学界对此的认识和看法也不一致。实际上，“大国财政”这个概念的提出是蕴含于时代背景之中的，而大国财政的理念与大国财政的时代背景相互关联。 (一)国家发展“新战略”与和平崛起的理念 过去几十年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下一步我们要向富强、民主现代化国家的目标迈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就是我们国家崛起的“新战略”。但要实现国家崛起战略也并非那么顺利，会遇到很多的障碍和困境，需要我们来克服。 首先是资源和环境制约。中国人多物薄，人口占世界的1/5，而耕地、水、能源、各种矿产等，按照人均来计算，都处于世界的末位。如石油，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10。若达到美国现有的消费水准，每年需要50亿吨以上，把全世界的石油给中国也不够。一方面，经济快速增长，另一方面，资源和环境的承载力已日益趋向极限。中国资源环境的脆弱性蕴含了极大的可持续发展风险，遇到来自任何自然、经济、社会和国际方面不确定性的冲击，都会爆发严重的公共危机。[1] 其次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构性矛盾。过于追求GDP和发展速度，过分依靠政府投资拉动，粗放式发展导致的经济风险扩大，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越来越严重。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结构性矛盾越来越突出，生产和消费脱节、金融与实体经济脱节、科技与经济脱节以及教育与发展脱节等反映出我们面临严重的结构性问题。这些方方面面的问题都是整体性问题所致，从局部问题入手是无法解决的。 一个后发的大国，其崛起过程就如登山爬坡，前半程往往比较容易。但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再向富强、民主现代化国家迈进时，就如到达半山腰再往上爬，会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和风险。这些不确定性和风险有来自内部的(好比登山者的体能下降、预见不足等)，也有来自外部的(好比氧气稀薄、风暴增多等)，还有崛起过程中的风险(好比攀爬悬崖峭壁)，这些都是需要大国财政来应对和防范的。 (二)国际环境“新平庸”与全球风险治理的理念 与我国经济发展阶段进入“新常态”相对应的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所处的全球经济实际上也进入被称之为“新平庸”时代。这表面上看是一种巧合，但其背后是有逻辑关联的。国际环境的“新平庸”主要体现在全球增长乏力、不确定性加剧，全球风险凸显。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使得全球联系和相互依存更加紧密，国际分工日益深化、细化。马克思在100多年前就预见到“大工业的发展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①现代科技迅速发展，缩小了全球的时空距离。国际分工越来越细化，国际交往越来越密切，全球居民在享受地球村带来的好处的同时，全球性问题不断增加，全球公共风险愈发凸显。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以及大国参与全球化程度加深，全球面临的风险因素也会大大增加。2011年，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11年全球风险报告》指出，人类在未来10年将在三个方面面临重大风险，包括：宏观经济失衡、非法经济以及资源环境和生存危机。随着我们用与技术发展相同的速度创造出无法测算的不确定性时，我们就进入了“全球风险社会”。[2] 人类命运共同体面临的公共风险越来越多。面对全球性公共风险，必须树立全球治理理念，建立全球治理体系。全球化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不可逆的进程和趋势。全球化过程不可避免，不确定性因素增加也是无法控制的。因此，只有提高全球化过程中应对不确定性的公共风险理性水平，才能防范和化解全球公共风险，达到治理全球公共风险的目的。防范和化解全球公共风险的全球治理需要全世界各个国家共同参与。全球公共风险威胁整个人类的安全，公共风险的防范和化解突破了单一国家所能控制的界限和范围。面对国际事务与国内事务、内部风险与全球风险的相互交错和难以区分的现实，必须跨越有形的国界，借助国际社会共同的力量，提高人类对全球化过程中不确定性的认知能力(知识)、集体行动的能力以及制度的有效性，形成全球治理有效的制度安排。 (三)大国治理“新思维”与一盘棋的整体观 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同时强调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国家治理包含的内容非常丰富，但如果归结起来，国家治理的实质是公共风险治理。谈到治理，离不开三个关键词，即多元(多元主体、多元利益)、风险(共同应对风险)、结构(治理结构)。形象地说，治理结构就是一把伞或一个庇护所，协调多元利益并为多元主体抵御面临的各种风险。全球和国内利益主体多元化以及风险社会的来临，迫切需要用国家治理的理念，通过形成全球和国家治理结构，为人类社会抵御和防范公共风险。 在封闭的发展环境下，国家治理是自己家的事情，但是在开放条件下，国家治理应该有内外一盘棋的整体观，把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统一起来综合考虑，这才是大国治理的思维。大国治理要以国家利益为根本出发点，但国家利益并非是狭隘的和封闭的利益。国家利益并不局限在一个国家内部，而是要放在全球视野来审视。在全球范围内，已经形成了一个利益和风险共同体，因此在一定意义上，维护全球共同利益也是在维护国家利益。全球安全、生态环境、国际经济、跨国犯罪和基本人权等人类面临的各种公共风险，不可能依靠单个国家能得以解决，而必须依靠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当然，我们强调全球治理的各国共同参与，并非淡化主权原则，弱化民族国家作用。实际上强调全球治理与国家主权并不矛盾。当今世界并非大同，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仍为国际行为的宗旨和归宿。 二、大国财政的实力和差距 财政是大国治理的核心。大国财政作为全球治理体系和全球化过程中的制度安排，具有特殊地位和作用。大国财政是维护大国在全球治理中地位、责任和权利的重要保障。一个大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取决于大国财政的实力，包括财政规模等硬实力和政策影响等软实力。与大国的体量和全球治理中的要求相比，我国大国财政实力还存在一定的差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