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一步之遥”这一片名颇为“意外”地成为2014年度中国电影创作状况的某种隐喻的话①，那么，2015年的“下山”(《道士下山》)与“归来”(《大圣归来》)，则与本年度导演群落的变化趋向形成了某种奇妙的暗合。2015年的中国电影，“IP大数据”“网生代”“互联网+”等名词持续发酵，并由此引发连续剧般的网络论战；导演的“跨界”现象因持续而成为新的“常规”，新生代导演的“出身”非但跟导演专业无关，也跟艺术院校无关，从而形成了电影主创力量的结构重组。此种结构重组，也给电影教育带来了新的话题。“下山”与“归来”，或许并不能穷尽这一年度纷繁芜杂的“电影事实”，本文无意也无力呈现所有的“电影事实”。这一以“动词”形态切入问题的角度，或许并不仅仅可以指向“年度电影”的描述与分析，同样也可用来阐述中国电影某种带有动态性的发展趋势。 “下山”：两难困境，何处安下？ “艺术”与“商业”的悖谬，持续影响着已然走过十五年的新世纪中国电影，尽管我们依然不能简单地认同诸如“艺术电影”与“商业电影”这样仅可意会而非学理层面的分界，文中沿用此种说法的部分，仅取其约定俗成的意义，但“艺术”与“商业”的矛盾，却无可置疑地存在着。20世纪80年代始以艺术创新姿态浮现于中国电影界的导演，此时多已功成名就，且多已呈“收山”状态。数量并不多见的持续创作至今的导演，在创作行为上几乎普遍呈现为“下山”的姿态。他们放弃了曾经固守的艺术/精英立场，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国际电影节通道，而投身于大众文化的喧嚣与狂欢之中。此种“转身”所带来的票房与口碑之间的逆差，自第一部国产大片《英雄》起，便相伴相随。艺术神坛上的阳春白雪固然曲高和寡，世俗红尘里的喧哗躁动却仿佛更诡谲又无情。当下多代同堂的电影格局与复杂多义的电影生态，使身处其中的“老”导演们常常深感无所适从。曾经独领风骚的年代早已消散，面对不断变幻的新的市场生态与属于网生代的年轻观众，他们在艺术追求与商业诉求之间的摇摆不定，试图缝合却又难免捉襟见肘。 崛起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第五代导演，以极具现代性的影像风格与深刻的人文关怀，成为当代中国电影的中坚及其“走向世界”的先导。作为这一代导演中持续电影创作的力量，陈凯歌与张艺谋的创作诉求由国际电影节向国内电影市场的转型，昭示了“资本”与“大众”的强大力量。2014年以《归来》呈现“回归”姿态的张艺谋，本年度并无新作；陈凯歌的《道士下山》则在若期待非期待的目光中，引发了不亚于当年《无极》的吐槽行为。自《无极》始，导演逐步放弃了《黄土地》《边走边唱》《霸王别姬》等早期电影的精英姿态，转而寻求与大众“对话”的可能性。无论是《赵氏孤儿》对古典悲剧的现代改编，还是《搜索》对社会热点的紧密跟随，都反映出导演对市场需求与观众心理的某种迎合姿态。在《无极》引发的争议之后，谦卑，甚至也在许多时候构成了这位导演的媒体表象。然而，正如《道士下山》中的小道士何安下，在眼花缭乱的红尘中不断拜师，学了一身五花八门的武艺，最终却为了追求所谓的“道”，又回到了山上。银幕内小道士的命运历程，与银幕外陈凯歌的创作心路，形成了某种奇妙的互文关系。何安下由开篇时的主角，逐渐演变为串联故事的线索，而不断插入的闪回镜头，更使何安下退化为与观众地位对等的故事接受者，而非真正意义上的“主角”。叙事焦点的不断飘移，与不同段落间类型风格的各行其是，使影片变成了一个零散拼贴的文本。而在这样结构松散的混搭中，导演还试图调和并满足精英与大众的双重口味，一方面以中国传统的佛道与侠义精神来彰显自身的文化品格，另一方面又以明星噱头与窥淫卖腐迎合网生代观众的文化趣味，两种倾向互相龃龉抵触与消解，使影片在各个主题的表达上均浅尝辄止，陷入了无从摆脱的叙事困境。 作为导演的何平在大众中的知名度，虽远不及陈凯歌与张艺谋，但他的《双旗镇刀客》，却是一代影迷心中当之无愧的武侠经典。沉寂多年的导演此次复出，《回到被爱的每一天》对于北漂一族的关注，看似承载着第五代一以贯之的人文情怀，但同时又隐含着紧随社会热点、渴望与年轻观众对话的焦虑，而随意切换的时空，演员的即兴表演，以及长镜头的调度方式，则似乎又传达出对电影艺术的某种执着姿态。看似繁复而矛盾的文本表象，内里则是商业诉求与艺术追求之间的拉锯。 同样来自北京电影学院78班的霍建起，其作为导演的身份，不仅比陈凯歌、张艺谋等出道更晚，而其叙事与影像风格，也属“非典型第五代”。《1980年代的爱情》延续了其一贯的唯美含蓄的诗意风格，淳朴的边城影像与独特的少数民族风情，彰显着导演鲜明的个人/作者色彩。然而，在电影观众年龄与阶层均逐渐下沉的当下，以这样的方式“致青春”天然地与观众存在很难弥合的鸿沟。影片缓慢的叙事节奏中传达出的隐忍克制、欲语还休的爱情观，与当下观众想爱就爱的观念形成了某种抵触。蔓延的怀旧情绪之下，事实上是导演与年轻观众对话能力的丧失。结尾的同学重逢戏码，又不可避免地落入当下流行的怀旧青春片的窠臼，都市的纸醉金迷吞噬了乡野的质朴纯真，二元对立的表述，恰恰可能是导演创作心态矛盾的呈现。 中国电影市场巨大的潜力，不仅一再制造着不断翻新的票房神话，同时也吸引了众多来自港台、韩国乃至欧美的电影人。香港导演的集体北上，在与内地观众及内地体制的磨合中，逐步丢弃了一些本来擅长的类型与题材，转而探索起新的言说主题与表现形式。擅长黑帮、枪战片的吴宇森和杜琪峰，前者转向《赤壁》《太平轮》的宏大历史叙事，后者则以《单身男女》《华丽上班族》等影片触及现代都市生活。《太平轮·彼岸》中，辗转奔逃的无名者的苦难史，在导演镜头书写中，被解构成三段平行的爱情故事。虽然铺陈开大陆、中国台湾与日本的宏大历史面向，试图以此呈现宏大的历史叙事，却由于意识形态氛围及个人创作期求等方面的原因，在国族认同、意识形态表达等严肃主题面前点到即址。而其明星云集、3D技术、上下分集的大片策略所组成的商业诉求，却似乎并未得到市场的相应回报。《华丽上班族》中，杜琪峰首次尝试3D拍摄，既是对创作的挑战，亦是对市场的迎合。而舞台感极强的风格化布景、国产电影并不多见的歌舞片类型，则赋予了影片些许先锋实验的意味。然而，略显庸常的职场故事与一些演员不及格的唱功，使影片的形式大过内容，评价毁誉参半，进一步凸显了资深导演在当下鱼龙混杂的电影生态中难以言说的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