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译制片在1980年代的中国产生过较大影响,但中日历史遗留问题却对这段文化交流形成了遮蔽,使得日本译制片渐渐淡出了国人的视线,其影响也一直未得到官方和学界的应有正视。与此同时,民间还有一种反向的、近乎夸张的说辞,认为日本译制片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启蒙者”,并对改革开放产生了“深远影响”。出于正本清源和对历史负责的态度,本文拟对日本译制片1980年代在中国产生的影响进行还原、敞亮和反思。 一、对个体认知、态度和行动的重构 按照学界的通行看法,包括电影在内的大众传播媒介对民众的影响可分为认知、态度和行动三个层面。“外部信息作用于民众的知觉和记忆系统,引起民众知识量的增加和知识构成的变化,属于认知层面上的效果;作用于民众的观念或价值体系而引起情绪或感情的变化,属于态度和心理层面上的效果;这些变化通过民众的言行表现出来,即形成行动层面上的效果。从认知到态度到行动,是一个效果的累积、深化和扩大的过程。”①日本译制片对1980年代民众的影响亦如是。 首先是认知层面的影响,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影片呈现的现代化景观对民众关于现代化认知的触动。对于当时刚从“文革”蒙蔽中走出的大多数国人来说,“城市”、“现代化”仅是些抽象语词,“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也只是生活理想,但这些在日本译制片中都“实现”了。如《追捕》(君よ、愤怒の河を渉れ,1976)中有繁华的商业中心区新宿,《生死恋》(爱と死,1971)中有风驰电掣的新干线列车,《人证》(人間の証明,1977)中有华曼妙丽的时装表演。虽然它们不能给国人带来实在的现场体验,却能以虚拟的方式满足他们的心理欲望,并丰富其对于现代化的认知。二是改变了民众对日本和日本人的固有偏见。在此之前,关于日本,民众从国家宣传机器中得到的常常是“水深火热”、“苦情无边”、“美帝国主义的走狗”等等负面说辞;关于日本人,也大抵停留在《地道战》、《地雷战》描绘的身材五短三粗、色厉内荏、行为猥琐的模样。但1980年代日本译制片中出现的外表英俊时尚的日本人,如高仓健(おだごういち)、山口百惠(やまぐちももえ)、栗原小卷(くりはら こまき),则颠覆了这些偏见。三是影片中的民族化景观实现了对民众文化地理知识的补充。对于被封闭了几十年的国人来说,他们不仅不知晓日本的现代化为何样貌,就是日本的“土样”也不了解。影片全面逼真地对这些予以呈现。《望乡》(サンダカン八番娼館,1974)交代了具有大和民族特点的“和服”,《柳生一族的阴谋》(柳生一族の陰謀,1978)展示了穿上和服后碎步疾驱的行走方式,《伊豆的舞女》(伊豆の踊子,1974)突出了木屐文化,《泥之河》(泥の河,1981)表现了神祀文化,《绝唱》(絶唱,1975)展示了婚冥文化,《兆治酒馆》(居酒屋兆治,1983)展示了酒馆文化等等,这些民族文化毫无疑问重构了民众的日本认知。 价值层面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积极方面表现在破与立上:首先是“破”。破除了民众意识中的一些陈旧观念,如“娇生惯养”观念②、阶级斗争观念、血统观念及认为谈情说爱、梳妆打扮可耻的观念。然后是“立”。影片中日本的现代化景观激发了国人强烈的危机感、责任感和使命感,让他们立下了从事现代化建设的宏志,也积攒起了积极学习和工作的信念。比如有人说:“当时的日本电影对我触动很大,比如《追捕》、《人证》,从影片中我们得知,原来日本不是政府以前一直宣扬的那样‘寒酸’,他们的男人和女人也长得很好看,经济也发达,当时我发誓一定要好好学习,争取到这样的国家去留学、去看看,后来我终于去成了。”还有人说:“我就是从《追捕》中才开始知道了现代化是什么样子,以前只是听说。从《海峡》(海峡,1982)中才知道了现代化建设需要付出怎样的精力和努力,当时沉默又有男人味,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酷毙’了的高仓健带给了我和我的朋友们努力的榜样,一定要像他那样,有责任心,最好再留个寸头,没有他就没有我今天的工作。”消极方面体现为两点:一是色情和暴力场景对民众,尤其是未成年人价值观的扭曲性冲击。“《蒲田进行曲》(蒲田行進曲,1983)确实是一部很逗的影片,但在这部影片中有些不雅镜头,我记得很清楚,有女主人公被脱光了强行做爱的场景,这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不良反应,很多小青年专门到影院看这个。”③一些涉及坑蒙拐骗的影片对青年的价值观和心理成长也有不小震荡,受此影响,1983年云南省电影公司专门发出通知,禁止再映《诱拐报道》(誘拐報道,1982)、《蒲田进行曲》等影片。④二是影片过分渲染日本的现代化和强调自由的文化氛围造成了国人,特别是青少年“哈日”情结的生成,这为1990年代末日本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全面“反哺”埋下了伏笔。 在内在的认知和价值观均有所改变的联动下,民众的外在行为也发生了累积渐进性的改变,突出表现在三个“事件”上。一是1980年代初期喇叭裤的流行,二是1980年代中期“幸子头”的流行,三是1980年代中后期“寻找男子汉”行动在全国范围内的展开。相较开放特区、招商引资等宏大国事而言,这三件事在当时的文化语境中“形同蝼蚁”,可略而不提,但它们却对民众产生了从内到外的巨大冲击。我们以喇叭裤的流行来看其影响。诚而言之,穿喇叭裤算不上什么“事件”,但“敢穿喇叭裤”这件事情本身在当时已是心理和行为方面的重大变化,因为要在1980年代初期特殊的政治语境中穿上前面开口、低腰短裆、紧裹臀部、像扫帚一样的具有“资产阶级情调”的喇叭裤不是件易事,它需要战胜来自自我、他人和社会等多方面的心理性和行为性阻力,所以在当时,敢穿喇叭裤就是一种由内到外的“全面”胜利。这种全面胜利给当时的民众带来了什么呢?首先卸去了单调、繁琐、严密包裹个人身体的绿军装、中山装和大腰裤,从而让腿脚等肢体能自由呼吸、随意舒展,进而让人在容饰上实现了与旧时代的表层决裂;其次是深层的观念更新,即对限制只能穿绿军装、中山装和大腰裤时代的行政律令和价值观念的解放,并将绿军装、大腰裤等衣物阻滞和圈笼下的个人从既有的政治文化秩序中唤醒,帮助他们实现从集体革命快感向个体自由快感的“快感大转移”,最终以轻松自由的心态投入到对自我的体认和四个现代化的建设中。可以说,“穿”与“不穿”喇叭裤此时已成为“社会主义新人”和“旧人”的分水岭。翻阅那时的画报可以看到,在生活中,喇叭裤确实成了1980年代初期广受欢迎的“标志性”物件,很多一线工人、青年学生,甚至大爷大妈也纷纷穿起了喇叭裤。那么,1980年代初期流行开来的这些喇叭裤又是从哪里来的呢?研究表明,它的流行“和1978年风靡中国的两部日本电影有些关联。一部是《望乡》,另一部是《追捕》。高仓健和中野良子不仅成了年轻人最早的偶像,影片中矢村警长的墨镜、鬓角、长发和一条上窄下宽的喇叭裤,更成了当时年轻人眼中的时尚”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