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美苏战时同盟关系逐渐破裂，1946年丘吉尔发表著名的“铁幕演说”后，美苏冷战便拉开了序幕。之后，马歇尔计划、杜鲁门主义相继出炉，冷战全面展开。随着1949年苏联核试验的成功、新中国的建立、1950年朝鲜战争的爆发及随后的罗森堡夫妇原子间谍案，一系列事件使得美国再次陷入“红色恐慌”。在这样的局势下，美国政府急需民众了解政府的担忧，并进而支持政府的相关政策，从而全国团结一心，共同抵制共产主义的侵蚀。 为与民众达成这种冷战共识，美国力争运用一切隐蔽的方式来宣传其官方意识形态。因为在他们看来，“最好的宣传是以看不见的形式发挥作用，它渗透到整个生活中，但公众却对宣传家的动机一无所知”。[1]在这些“看不见的形式”中，作为美国民众主要娱乐方式的电影，就成为宣传的首选媒介。目前学术界对美国利用电影作为冷战辅助武器的研究大多侧重于其在本土以外的宣传，①而对其如何利用电影在国内影响、引导公众舆论等方面论述较少，本文试图对冷战早期好莱坞电影的冷战宣传作初步地探究，从中可窥见美国宣传理路的多元走向及冷战对美国社会文化产生的重要影响。 (一) 冷战期间好莱坞电影最核心的主题是表达对红色革命的恐惧。早在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后不久，美国就出现了第一次红色恐慌，带着惊悚标题的电影随即出现。1920年推出的《危险时刻》(Dangerous Hours)和《饥饿》(Starvation)，都把布尔什维克描绘成谋杀、强奸、混乱和破坏的渊薮。[2]20世纪20～30年代，美国荧幕上的共产主义一直都是负面形象。冷战开始后，第一部政治意味较浓的电影是1948年的《铁幕》(Iron Curtain or Behind the Iron Curtain)。[3]该片由20世纪福克斯电影公司制作，著名导演、编剧威廉·韦尔曼(William Wellman)执导，讲述一名苏联店员潜逃到西方，作为卧底为苏联从事间谍活动的故事，其冷战意味不言而喻。电影《铁幕》就如丘吉尔的“铁幕演说”一样，标志着冷战电影的开始。 《铁幕》之后，好莱坞电影开始较为集中地表现共产主义对美国乃至自由世界的渗透与侵蚀。这些“邪恶”的共产主义敌人几乎无处不在，《巴黎计划》(Assignment：Paris，1952)发生地点在西欧；《布拉佩斯的野兽》(The Beast of Budapest，1956)在东欧；《丹尼尔事件》(Tangier Incident，1953)在非洲；《上海故事》(The Shanghai Story，1954)在亚洲；《北极战斗》(Arctic Flight，1952)在北极圈；甚至外太空都有，如《不明飞行物》(The Flying Saucer，1950)。更严重的是共产主义已经渗透进了世界民主的心脏——美国：《我嫁了个共产主义者》(I Married a Communist，1949)，发生在旧金山；《联邦调查局的共产主义者》(I was a Communist for the FBI，1951)，发生在匹茨堡；《檀岛歼谍记》(Big Jim McLain，1952)，发生在夏威夷；《包厘街大队》(Bowery Battalion，1951)，发生地是纽约；《红雪》(Red Snow，1952)，发生地是阿拉斯加；《我的儿子约翰》(My Son John，1952)，发生地是首都华盛顿。他们潜藏在各种各样的机构中：有的在科学实验室，如《火星入侵者》(Invaders from Mars，1953)；有的在美军基地，如《来自瓦拉瓦拉的妇女军团》(The Wacfrom Walla Walla，1952)；有的在国家纪念馆，如《谍海疑云》(North by Northwest，1959)。[4]电影中这些红色间谍可谓无处不在，企图破坏、颠覆美国甚至整个自由世界，真正威胁到了美国的国家安全。 不仅如此，这些影片中共产主义者的形象都极端邪恶，男的都是粗鲁、冷酷无情的杀手，女的都是没有女人味、靠性交易达到政治目的的妓女。如《联邦调查局的共产主义者》的主人公第一次参加共产党集会时，见到的共产党人不仅鄙视谦逊和贫穷，而且还嘲笑无私的奉献。《我的儿子约翰》中，幡然悔悟的约翰最终被自己亲密的同志暗杀在林肯纪念堂前，而林肯纪念堂向来被视为美国民主的象征，这样的巧妙安排显然是为了凸显共产党的奸诈和冷酷无情。更重要的是，在好莱坞看来，独裁、专制，缺乏法律意识，才是共产主义社会最典型的特征。对这一观念的表现，以1954年拍摄的《动物庄园》(Animal Farm)和《1984》最为知名。这两部电影都改编自反共作家乔治·奥威尔的同名小说。电影《动物庄园》通过一头猪为反抗压迫奋起革命，而革命成功后却建立起一个“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个人独裁专制政体的故事，影射共产主义革命的虚伪。影片中象征共产主义的猪狡黠、残暴，独霸革命成果，残杀曾经的战友和异议者。而影片《1984》以幻想的方式展示了未来世界的“红色恐怖”：一是独裁与专制，形似斯大林的“老大哥”控制着一切，人们的一言一行都在其掌控之下，整个社会中人与人之间没有任何的信任，同事、邻居、甚至父女都相互监督与告发，完全处于没有安全感、人人自危的境地；二是个人崇拜，影片中人们对“老大哥”极度崇拜，喊着口号或者用同样的手势表达着对“老大哥”的敬意，而且一切科学和文化成果都来自“老大哥”的英明领导，即便没有关系，也是受“老大哥”思想的启发。 好莱坞这种丑化共产主义者，并不断重复共产主义间谍就在美国内部的“谎言”，目的在于令美国人相信，美国反对共产主义国家是正当的，这不仅是出于保卫国家安全的需要，更是拯救人类于水深火热之中的践履人权之举。 (二) 除了上述表现共产主义在美国的渗透之外，表达共产主义在全世界扩张的威胁也是好莱坞冷战电影表现的重要主题。美国担心东、西方持续的军备竞赛可能引发使用核武器的第三次世界大战，这种恐惧、惊悚在好莱坞的战争片和科幻片中被表现得淋漓尽致。天空或深海的怪物大多成为共产主义入侵的象征。这些电影的名字都很惊悚，显示出一种对“外来者”“陌生人”和“对方”的神经质的恐惧。如《X星来客》(The Man from Planet X，1951)、《火星人入侵地球》(Invaders from Mars，1953)、《人体入侵者》(The Invasion of the Body Snatchers，1956年)和《外星人入侵》(Invasion of the Saucer-Men，1957)、《他们》(Them!1954)等，都重在突显“外来”“入侵”的可怕。这些影片中，《人体入侵者》最为著名，它完美地诠释了核武器和共产主义带给人们的恐惧和压力。该片主要讲述一个巨大豆荚状的外星人秘密侵入加州，控制人的大脑，复制人类表象，从而使加州小镇所有居民变成没有感情、没有知觉的行尸走肉，最终完全听命于他，从而控制全城的故事。很显然这个“外星人”就象征着共产党，他们无论在哪儿都阴谋把人变成没有思想的机器人。影片最成功的地方在于营造出的那种寒彻入骨的恐惧：外星生物悄无声息地占据人类的身体、意识，而这些人却依然以本来身份在社会上活动，受害者浑然不觉，清醒者拼命呼救却孤立无援。这种可怕的孤独、无助之感，令人观后不寒而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