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南非电影，大多数人想到的便是那部举世闻名的《上帝也疯狂》(The Gods Must be Crazy，1980)。这个以一个瓶子引发的荒诞故事影响至今，它是纽约剧院历史上最久映不衰的外国电影，①在斯德哥尔摩、巴黎、日本等地连续放映很多年，②在中国也几乎是最知名的非洲电影。然而，在南非本土，黑人执政以后，这部影片受到越来越多的指责。人们普遍认为该片迎合白人视角，为达喜剧效果不惜严重丑化、奇观化黑人，具有明显的种族歧视色彩，影片由此遭到了非洲电影所不曾经历过的严厉批判。与这种批判一道，新体制下的南非电影开启了拒绝白人单一化的种族歧视的历史进程。 一、从白人经验到新南非电影叙事 由于白人统治的历史，南非的电影起步要比撒哈拉以南的其他非洲国家早。“南非电影是以巡回放映的电影视镜的形式于1895年到1909年间逐渐出现的。”③但是，南非长期实行种族隔离制度，占人口大多数的黑人很少有机会接触电影，严重阻碍了电影业的发展。一本1960年的著作中如此写道：“非洲人受到各种屈辱性的限制，各种通行和迁移制度、就业制度、在城郊特区居住等的制度，另外还被禁止傍晚和深夜在街上行走，给他们设置特殊的公共汽车、火车车厢、咖啡馆、电影院和课目不齐全的学校。”④“在南非联邦的城市里，不管你走到什么地方，到处都会碰到写着‘专供白人’的牌子。”⑤由于黑人不准进入城区的商业电影院，白人成为影院唯一的受众，因而当时的电影出于市场考虑也专为白人而拍，形成了南非独特的电影类型——南非荷兰语电影。 “由于讲南非荷兰语的白人是相对重要和非常稳定的观众群，影片在反映南非荷兰血统白人的现实和价值观的时候，就能得到长期发行并获得利润，能够定期偿还成本，除了极少数例外，这些影片绝大多数都没有多大意义。”⑥在内容层面，南非荷兰语电影通常讲述爱情、家庭等通俗剧故事，重点突出西方情节剧的秘诀——感情不和的夫妻在经历了众多障碍之后终于认识到爱情的真谛、重归于好。片中的人物往往是塑造一些可爱的、无忧无虑的、健谈的阿非利卡人，⑦既不关心社会政治冲突，也不关心南非黑人的现实生活。这些影片一味追求语言和种族的纯净性，形成了一种自我封闭的保守主义影像体系，在艺术上没有什么价值，在国际上没有什么影响力。同时，“由于南非种族隔离法的长期存在，黑人电影一直被白人观众所漠视”。⑧受资本和政治的双重驱动，当时的南非电影几乎清一色为白人导演，很少有黑人能当导演，即使拍出来了也没有市场。“1976年南非第一位黑人导演吉布逊·肯特(Gibson Kente)执导的《多长时间》(How Long)得以发行，但直到90年代初几乎没有什么黑人导演能在南非拍片。”⑨于是，在这种情况下，南非电影通常被看作是白人电影，被电影史家排斥在非洲电影之外。⑩ 1994年，随着曼德拉当选总统，腐朽的种族隔离制度大厦轰然倒塌，“南非仿佛正从长达30年的休眠状态中醒来”。(11)新政府推行的“一个国家，多种文化”(12)的口号，给南非电影带来新的契机：一方面，新政权希望能够融合全国不同的民族，将各个种族群体纳入一个统一的、没有种族歧视的国家，清一色的白人电影在这种情况下显然无法再适应新的时代环境；另一方面，种族隔离制度的结束极大地增加了黑人电影创作的可能性，肯尼斯·高西(Kenneth Nkosi)、拉普拉那·塞佩默(Rapulana Seiphemo)、宝琳·梅莱福(Pauline Malefane)、普雷斯利·奎文亚吉(Presley Chweneyagae)、特瑞·菲托(Terry Pheto)等一批黑人电影人走向银幕内外，黑人从此不再是南非电影行业沉默的他者。 一些学者把曼德拉的上台看作是“非洲复兴”(13)的标志，“电影界的很多人对南非电影文化感到很乐观，这个国家作为一个整体，正在经历这一新时代的开放性”。(14)电影由于能够吸引数百万民众，成为“1994年曼德拉大选后在青年人当中推行文明和公共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15)尽管迎来了新时代，但四十多年的种族隔离使得价值观、社会阶级、性别意识的鸿沟在南非根深蒂固，人们期望电影能够记录社会，传达人民在适应变化中的南非社会生活方面所做的努力，重新表述“彩虹之国”的文化多元性和历史复杂性，最终建立起一个非种族歧视的新秩序。1993年南非各种族各党派达成最后协议即《民主南非协商会议公约》，曼德拉出狱后，南非就已经开始新旧“过渡期”，并通过了新宪法决定建立新南非。但是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电影情形一样，新南非社会体制的转型急需借助电影来加以重新表述，给予这个新政体以意识形态层面的合法性地位。 事实上，1994年以来的南非电影确实重构、体现、反映、情节化南非的民主进程。(16)以知名度较高的两部电影为例：《黑帮暴徒》(Tsotsi，2005)取材于南非剧作家阿索尔·富加德(Athol Fugard)的同名小说，以让世界人民颤抖的南非城市黑帮问题为题材，以笼罩在暴力犯罪的恐惧阴云之下的约翰内斯堡为背景。不同于欧美黑帮片，南非导演加文·胡德(Gavin Hood)着重叙述黑帮老大在一次抢劫中遇到一个新生的婴儿后人性逐步复苏的过程：由无恶不作到不忍作恶。片中的两个主角分别具有清晰的所指：黑帮老大从小是个孤儿，影片闪回到他的童年创伤记忆，孤独和无家可归造成了他的恶，而这种无家无国状态如同旧南非黑人群体的真实写照。影片开头刚刚出生的婴儿如若是新生的政体，历经波折从黑白两道长久博弈中得以存活，如同作为黑人与白人斗争结果的新南非。影片结尾意味深长，恶的一方最终良心发现，将婴儿归还给了善的一方，被影评人看作是白人执政党将南非交给黑人执政的绝妙隐喻。影片正是通过这种创伤书写，叙述了曼德拉领导南非人民废除种族隔离、建立民主南非、实现种族和解的艰难历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