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权制”是女性主义研究的核心概念。20世纪70年代西方激进女权主义用“父权制”泛指男性对女性的统治，如凯特·米利特提出：“父权就是父亲的权力，父权制指一种家庭—社会的、意识形态的和政治的体系，在此体系中，男人通过强力和直接的压迫，或通过仪式、传统、法律、语言、习俗、礼仪、教育和劳动分工来决定妇女应起什么作用，同时把女性处置于男性的统辖之下”。①凯特·米利特所说的“父权制”意同“男权制”。中国学者白路、杜芳琴也认为“父权制”即男权制，说：“父权制(patriarchy)，更准确地说应是‘男权制’，狭义上是指男性家长、族长权力；广义地说，父权制是用来解释妇女屈从地位的内容丰富的概念，它包括社会和家庭一整套制度秩序和系统。”②学者梁理文将父权制看作是一种权力等级结构体系，认为父权制的本质就是等级制，说：“父权制可以存在于任何组织和社会中。其要件包括父家长、父权和等级。”③畅引婷将已有研究中对“父权制”理论的运用归纳为三种：“其一，在本体论意义上将父权制定义为一种客观的事实存在，认为‘我们的社会像历史上的任何文明一样，是一个父权制的社会’。其二，在方法论意义上将父权制理解为一种分析框架或研究范式，以激进女性主义为代表，认为所谓的‘父权制’理论是关于女性的理论，是由女性创造的理论，是为了女性而创造的理论。其三，在实践论意义上将父权制定义为一种文化观念和制度安排，并认为‘这是一个系统的、结构化的、不公正的男性统治女性的制度’。”④本文认为：“父权制”不仅仅是一种客观事实、社会制度、研究范式和文化观念，它也是社会心理结构和集体无意识。制度、结构和系统是“父权制”的显在，而历史积淀形成的“父权制”社会心理与集体无意识则是其隐在。显在的“父权制”与隐在的“父权制”形成合力共同界定女性的社会性别，并以社会期望的女性形象规范和构建女性。 在对女性的社会性别规范和建构的过程中，传播媒介发挥了重要作用。梵·祖能就认为：“媒介是传播有关女性和女性特质的刻板形象、父权结构和霸权价值的主要工具。”⑤在当代社会，电视是具有巨大影响力的传播媒介，电视剧是拥有最多受众的媒介产品，本文试图以当代青春家庭剧⑥中的青年女性形象为研究对象，借用女性主义批评理论，通过分析这些女性形象所呈现的性别特征和性别价值，揭示人物形象背后的“父权制”隐秘而强大的宰制力量。青春家庭剧中的都市女性类型多样，本文主要将其归纳为“他者型女性”、“自我型女性”和“依附型女性”三类。 一、被规训的“他者型女性”与男性想象 父权即男权，即男性权力，通俗地讲就是男性定义何谓“女性”。“他者型女性”，意指按照男性所设想创造的符合男性需求的女性。女性主义学者苏珊·格芭曾借用皮格马力翁塑造象牙女郎并爱上自己创造的“她”的故事说明女性为男性所创造的本质，以及两性关系中女性被男性界定的他者地位。“女性相对于男性，成为一个他者，是男性想象力的产物，是为了男性享用而创作出来的物品。”⑦“她满足于附和古老的寓言，就像那些一开始就从男人的视线中寻找赞许目光的人那样，迫切地尽可能向男人统治的世界奉献玩偶。”⑧这样的“他者型女性”符合男性话语对“女性气质”的界定。一方面这些女性形象具有感性的魅惑力，大多是根据男性的观赏欲望和主观意愿设计，满足了男性潜意识中对女性的种种幻想。如她们外貌大多美艳动人，具有“被看性”内涵。无论是《婚姻保卫战》中的李梅、《辣妈正传》中的夏冰，还是《我们结婚吧》中的剩女杨桃、《离婚律师》中的女律师罗鹂，在剧中她们都有着青春娇美的容颜和曼妙的身姿，能迅速吸引观众的视线。这些极具视觉美感和魅惑力的女性视像在满足观众(特别是男性观众)对女性的想象的同时，也借助媒介镜像参与全社会对女性标准身材和样貌的设定。“女为悦己者容”，当女性的美或不美由男性评判和决定时，全社会包括女性都将追随男性的审美标准界定女性之美。女性依据男性的欲望和想象在生活中重塑自身，成为造物的“他者”。她们绝少反抗，因为爱美的天性遮蔽了荧屏美女视像背后男权话语的操控本质。 另一方面，“他者型女性”在人生价值观念上表现为对男性价值观念的皈依与臣服。男性的道德观、审美观和人生观往往构成社会占主导和统治地位的主流意识形态。女性对男性价值观念的皈依意指女性认同男性对两性等级差别与社会分工、社会价值等的认知和判断，并追随、实践相应的价值标准。影视剧中的“贤妻良母”便是典型的“他者型女性”。但“他者型女性”并不意味着这些女性受教育程度与社会地位的低下，从意识形态的层面来讲，精英女性也可以是“他者型女性”。在以精英女性为主要角色的青春家庭剧中，精英女性的价值观冲突和抉择更能体现“父权话语”对女性性别价值的规制。以《夫妻那些事》中的林君为例，林君接受过西方高等教育，是建筑行业的精英，为了实现自己的职业理想，她选择了“丁克”。作为现代社会的独立女性，林君对是否生育或何时生育拥有选择权利，生育与否应当不妨碍她的社会价值。但在剧中我们看到：当社会价值与林君的家庭身份如妻子、母亲、儿媳等身份发生冲突时，她的社会价值被解构。因为不愿生育，林君遭到婆婆指责，婚姻也遭遇危机，最后她只能放弃“丁克”，为唐家生孙子以继承香火，回归男权社会。因为回归“本职”，她最终拥有了完整的幸福。这部电视剧为了进一步表明创作者的观点，即对于女性而言人生最重要的价值是家庭价值，在第23集设计了梁老师金婚众学生聚会庆祝段落，借梁老师之口以过来人和成功女性的身份，道出她作为女性最骄傲最自豪的是培养了优秀的女儿，女儿才是她一生最杰出的作品。梁老师这个角色尽管只在此昙花一现，但她确是本剧核心价值观的载体，她充分体现了“父权制”体系借助女性的言说，规劝与辖制女性的目的和力量。尽管本剧的编剧高蓉蓉为女性，但呈现在屏幕上的林君的故事却是彻底的男权话语故事，是男性所期望的女性故事。该剧表面上“能指”是讲成功的女性应该家庭与事业兼顾，有了完整家庭的女性，人生亦完满，可叙事的“所指”却是一个惩罚与规训的故事。在男性目光中，家庭身份残缺的女性其人生是不完美的。女性如果挑战社会传统赋予她们的职责如婚姻、生育等，必将遭受更大的人生苦难。不管女性创造了多大的社会价值，都不能掩盖家庭价值缺乏的遗憾，女性只有回归传统伦理才能获得幸福，女性人生的意义也正在于此。林君的形象与故事一方面表达了男性对精英女性事业与家庭兼顾的完美想象；另一方面也表达了男性试图通过“父权话语”对精英女性从伦理上加以规训，使其走上父权文化正途的欲望。“这种社会期望正是父权制套在女性身上的一个紧箍咒，牢牢把女性限制在家庭这种小范围的私人领域内，发挥丧失其主体性的‘贤内助’的次要作用，处于一种被社会边缘化的地位。”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