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献综述与研究背景 财政作为国家调控经济的主要杠杆之一，随着生产资料所有制和经济运行模式的不同而变化。在我国计划经济时期，财政和金融一起，为实现国家计划而筹集、配置了资金。进入改革开放时期，随着生产资料所有制和经济运行模式的变革，我国财政相应地发生了变革。我国财政学界对中国社会主义国家财政的探讨，至今大体经历了以下四个阶段。 第一，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社会主义国家财政理论。 杨炳昆认为：(1)社会主义国家经济职能的特点，直接决定社会主义财政职能的特点；(2)国家的经济职能具有两重性，一是一般的社会职能(这是社会生产力的客观要求)，二是阶级性(它反映某一社会生产关系的特殊本质)；(3)国家财政的组织、协调、管理和监督社会经济的职能，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财政特有的职能；(4)任何国家财政分配既包括狭义的财政分配(即国家参与一部分国民收入的分配)，也包括广义的财政分配(即国家参与一部分生产要素和国民收入的分配)；(5)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职能同一切剥削阶级国家相比，具有三个方面的特点——(大众)民主性、全局性、计划性；(6)社会主义国家财政职能具有三大特点——人民性、总体性、预见性。[1] 第二，“公共财政论”(又称“公共产品论”)与“国家财政论”(又称“国家分配论”)之争。 到了1990年代，我国财政学界围绕社会主义国家的职能和财政的职能展开了激烈的论战。 以张馨为代表的公共财政理论者认为：(1)“公共财政”是否定西欧“家计财政”后的产物；(2)公共财政是为市场提供“公共”服务的国家财政；(3)公共财政是弥补市场失灵的国家财政；(4)公共财政是由社会公众对之规范、决定、制约和监督的国家财政；(5)公共财政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应当确立的财政模式。[2]黄利、刘莘稼和袁星侯等人也持有类似的观点。[3][4] 以赵志耘、郭庆旺为代表的国家财政论者对公共财政论进行了反驳，集中体现在以下十大质疑中：(1)“公共财政”的概念究竟应该如何界定？(2)“公共财政论”是倒退还是进步？(3)“公共财政论”能推出“公共财政论者”所赞同的“三大”职能吗？(4)“public finance”直译成“公共财政”准确吗？(5)“公共性”是“公共财政”所独有的吗？(6)“公共财政”能作为我国的最终财政模式吗？(7)我国目前的生产性财政支出过多吗？(8)我国目前的财政问题主要是“越位”与“缺位”吗？(9)“公共财政论”这种“财政模式”是要用来推进我国经济运行市场化、财政管理市场化吗？(10)“公共财政”是让财政退出竞争性领域吗？[5][6]叶子荣、吴俊培、许毅和陈共等人也持有类似观点。[7]～[10] 第三，如何构建“公共财政”。 进入二十一世纪，虽然围绕“公共财政论”的争论时有出现，吴彦民也指出“公共财政论”至少存在三个方面的严重缺陷，[11]但随着邓子基提出“借鉴‘公共财政’发展‘国家分配论’”的观点后，[12]我国财政学界已将关注的重点转向了如何构建“公共财政”。但我国的“公共财政”实践说明，它并不利于实现我国可持续的国强民富和国泰民安。 第四，立足于国家治理的现代财政理论。 从2007年世界爆发金融危机、2009年欧洲诸国爆发主权债务危机开始，世界呈现出“危机、冲突、紊乱、分化和重构”的特征。中国在此时代背景下，经济开始进入了“新常态”——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中共中央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明确指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科学的财税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要“建立现代财政制度”。[13]而“新常态”下我国财政究竟应该往什么方向变革，如何才能成为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就成为我国学术界当前面临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 高培勇认为，“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在于建立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相匹配的现代财政制度”。[14]马骁和李雪指出，现代财政制度建设，必须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为逻辑起点，必须服务于政府与市场关系、政府与社会关系、政府与纳税人关系及政府间财政关系的重新定位与优化。[15] 陈龙认为，新一轮的财政改革应“优化财政汲取比例与方式，规范收入分配关系”；“调整支出结构和权责，提高政府介入市场的规范性与有效性”；“构建‘三位一体’财权管控新机制，完善政府间权力制衡体系”；“推动预算的社会协商与参与，构筑政府与社会互动的新机制”。[16] 马骁和周克清指出，法治财政是现代财政制度建设的核心。[17]王桦宇则强调了现代财政制度的法治逻辑——以面向社会公平的分配正义为中心。[18]马海涛认为，分税制改革是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的起点。[19]夏先德则强调了预算公开是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的必然要求。[20] 杨志勇认为，建设现代财政制度应该遵循以下原则——有利于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有利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决定性作用的发挥，有利于宏观经济稳定。[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