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制作在投入成本与技术的同时依赖多人合作，这使得电影作品具有工业产品的特性，电影的生产与发展依赖市场的反馈，观众对一部电影的喜爱可以使投资者获得资金回收，“电影是群众性的娱乐。因此，它必然要去迎合一般群众的愿望和梦想。”①电影作品的商业属性使得电影必须依从观众的喜好，并且尽可能地迎合观众的心理，以便求得更大的发展空间。所以，为了吸引观众心甘情愿走进电影院，也为了抗衡其他媒介的竞争，电影就必须更注重凸显其所要表现故事的题材类型和运用各种类型元素的强度。早在好莱坞电影业发展起步阶段，电影制作人就有普遍的共识，如果想要赚取利润，电影里就必须要展现现实生活中难登大雅之堂的元素，其结果即为“暴力”和“色情”，这两个人类永远感兴趣的话题成为商业影片的重要卖点，而市场的反馈也确实证明这一论断的正确。自此，“暴力”和“性”成为吸引观众眼球屡试不爽的法宝。随着时代的发展、人类思想的解放，时至今日，好莱坞电影乃至全世界的商业电影仍无法摆脱“拳头加枕头”的套路。 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现代工业社会已经发展到后工业社会阶段，随着社会财富日益丰富，人们在物质生活上得到前所未有的极大满足，但传统的价值体系也逐渐走向崩溃。大众消费时代来临后，随着“受众本位”观念的崛起与发展，大众变成主动的、有选择能动性的信息使用者，“受众本位”观念与商业资本追逐利益最大化的要求完美契合于“人文关怀”的大旗下。大众文化乐于制造轻松的、激烈刺激的内容，而放弃对人生终极意义的探索，极力迎合社会中大众的欣赏趣味，在满足消费欲望的同时，也不再着力推崇或认可某种世俗生活的观念。人们通过消费来持续保证感知上的刺激，继而证明自己的生存意义与价值，所有的东西都倾向成为消费品。这样的时代背景中，电影这种商业产品当然更不可能摆脱被大众消费的命运。 “消费文化使用的是影像、记号和符号商品，它们体现了梦想、欲望和离奇幻想；它暗示着，在自恋式地让自我而不是他人感到满足时，表现的是那份罗曼蒂克式的纯真和情感实现。当代消费文化，似乎就是要夸大这样的行为被确定无疑地接受、得体地表现的语境与情境之范围。”②在今天这样一个后工业时代，种种人类社会中的迷茫与无意义逐渐暴露，比如，人的精神被无形的权力意志过分束缚，现实生活中暴力行为普遍存在，种族群体和利益团体之间的权力冲突和茫然无序又残酷异常的生存竞争，等等，这些使得消费成为寻找生活意义与价值的手段，人们在感官刺激与消费中震撼自己、感知世界，以此证明自我的存在价值。鲍德里亚对消费社会曾有着这样的论述：“作为封闭的日常生活，没有世界的幻影，没有参与世界的不在场证明，是令人难以忍受的。它需要这种超越所产生的一些形象和符号。我们已经发现，它的宁静需要对现实和历史产生一种头晕目眩的感觉。他的宁静需要用永久性的被消费暴力来维持。这就是它自身的猥亵之处。它喜欢事件和暴力，条件是只要后者充当它的同室战友。夸张一点地说，就是在越南战争图像前感到轻松的电视观众。电视图像宛如一扇面向房间的反向窗口，世界残酷的外在性在这个房间里边的亲切、热烈、邪恶般的热烈。”③电影中的暴力泛滥，代表的并不是一种真正的冲动或欣赏，只是因为电影作为一种商品，影片中的暴力元素必然存在于消费社会的消费逻辑中，这也是观众的消费欲望被点燃后所产生的一种必然结果。电影中的暴力往往一方面在曲折的反映人类真实生存状况的同时代表着电影创作者自发的、标新立异的艺术追求。消费社会中对暴力艺术的享受和认同，更是逐渐形成一种大众享虐心理，且这种心理越来越趋向成为一种令人震撼的集体无意识。以下将以昆汀·塔伦蒂诺的影片为例，详述好莱坞商业电影中的暴力元素是如何展现并负载着何种功能意义。 昆汀·塔伦蒂诺是20世纪90年代美国独立电影革命中重要的年轻导演，他的影片以独特的个人风格风靡全球，擅长用非线性叙事方式讲述故事，其中夹杂大量血腥异常的暴力场面。昆汀·塔伦蒂诺出生于1963年的美国田纳西州的挪克斯维尔，父母都是狂热的影迷，昆汀这个名字来源于影片《枪之烟火》中的角色。他两岁时随家迁居洛杉矶，随后在这座电影气息浓厚的城市长大，1984年，高中毕业后的昆汀在曼哈顿海滩一家名为“录像档案馆”的录像租赁店工作，打工赚钱的同时，昆汀和好友罗杰·阿瓦里可以在那里整日地观看和讨论各种不同影片。他通过大量观看和仔细研究逐渐领会并掌握了众多电影知识和技法。在业余时间学习表演的同时，昆汀将更多的精力投向剧本创作。1991年，他凭出售《致命浪漫》剧本所得的5万美元，决定开始拍摄自己的第三个剧本《落水狗》，在圣丹尼斯电影节首映后，这部集合暴力血腥、荒诞搞笑于一体的电影立即引起关注。1994年昆汀编导的了第二部影片《低俗小说》，这部电影继续发扬了他善于展现暴力血腥场景中的黑色幽默的风格，夺得戛纳影展金棕榈奖，次年获奥斯卡最佳原著剧本奖，从此奠定了昆汀在好莱坞电影界的地位。继1997年的《危险关系》遭遇滑铁卢后，昆汀于2003推出《杀死比尔》，由于影片过长，被分成了两个部分，分别在2003年和2004年公映，从此再次于全球范围内掀起“昆式暴力美学”的高潮。2007年与好友罗伯特·罗德里格兹合导《刑房》。《刑房》由两部电影组合而成，昆汀负责其中一部《死亡证据》的编导工作，2009年，昆汀邀请布拉德·皮特拍摄了电影《无耻混蛋》。该片在北美共上映119天，取得了120540719美元的佳绩，加上海外票房赚取的193059925美元，总票房高达313600644美元，可以说是口碑票房双丰收。如此丰厚的收入使得昆汀有了更多本钱去异想天开、再次颠覆历史，最终，2012年，《被解放的姜戈》上映。《被解放的姜戈》是昆汀向1966年由塞吉奥·考布西执导的经典意大利西部片《迪亚戈》的致敬之作，将是一部集合大量幽默元素、动作场面以及各种新奇有趣点子的意大利式通心粉西部片。《被解放的姜戈》获得2013年第85届奥斯卡最佳影片、最佳摄影等多项提名，而昆汀本人也凭借此片获得奥斯卡最佳原创剧本奖。 一、暴力元素的模仿再创造 昆汀成长的环境是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那是一个消费文化与通俗文化飞速发展的时代，由于经济衰落加上越战后尴尬的国际地位，美国出现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人的思想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大众文化逐渐取代精英文化成为社会主流，在对经典的各种解读与否定中人们获得解放般的快感。昆汀就是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中，听着摇滚流行乐，看着各种类型电影长大的年轻一代，他不可能再向前辈奥利弗·斯通那样于影片中深刻追问人性价值、思索社会问题，对他来说，电影只是娱乐人生、表达自我意识的一种手段。昆汀在采访中直言不讳，说自己“不像有些憋着和道德情感较劲的导演”，成天总拍些“老掉牙的如同便秘的影片”，④虽然有时候他也会借影片中的对白谈一些宗教、种族、社会问题，但这些都是暴力血腥场景开始前的调味剂，其作用与脱衣舞女挑逗的眼神、裸露的大腿相差无二。在涉及这些问题的冗长对白中，根本看不到导演赋予这些问题什么特别的观点或诉求，只不过是给将要开始的血腥杀戮“加点料”，所以，在昆汀的电影中，很难看到道德与精神层面的深刻思考，他追求的就是一种单纯的视觉快感和解构崇高中的无限乐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