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90年代海外华人学界提出“华语电影”概念，到目前电影学领域广泛使用，是新近的学术事件。“华语语系文学”作为一个与之密切相关的后起术语，虽未得到广泛认同，但也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引发激烈的争议。个中差异及其隐含的学术内涵值得思考。“真正意义上的学术话语问题从来不是(也不可能是)一个仅仅表面的、纯粹形式的议题，它具有‘实体性’的内容，并总是最经常地与某种‘学徒状态’的脱离和特定的自律性要求相吻合、相表里的。”[1]也就是说，一个真正有意义的概念被广泛接受与认同，不是出于纯粹形式，而是由它背后的“实体性”内容所决定的。因此，我们需要追问国内学界讨论正热的“华语电影”“华语语系文学”概念，除了对象的命名之外，是否存在实体性内容？电影学及其文学研究能否通过两个概念的使用，摆脱所谓的“学徒状态”，获得学科内涵的真正生长？ “华语电影”与“华语语系文学”：提出的海外背景 “华语电影”(Chinese-language film)最早出现在1992年中国台湾学者李天铎、郑树森等召开的关于两岸三地电影学术研讨会。他们当时提出这一概念，“就是希望能让大陆学者、台湾学者坐在一起，从语言共同体的角度来谈论华语电影”[2]。随后，香港浸会大学分别于1996年、2000年召开了两次以之命名的研讨会，在中文语境中出现了这个概念。1998年叶月瑜用“Chinese cinemas”囊括香港、台湾电影，提出研究台湾电影就应该直接使用“台湾电影”概念[3]。2005年鲁晓鹏在《华语电影之概念：一个理论探索》中明确从人物语言的角度界定电影类别，标志着“Chinese-language film”在英语学界的正式使用。然后，鲁晓鹏、叶月瑜、史书美等不断提出跨国华语电影、中文电影、方言电影、华语语系电影等概念，试图从语言方面囊括目前海内外拍摄的华语电影。实际上，在英语学界中，Chinese-language film意味着从语言的角度研究中国电影；但同时，也存在着从其他角度论述Chinese film的术语，如鲁晓鹏的transnational Chinese cinema(跨国性)，张英进的translocality(跨地性)研究等。简单地说，在英语学界，Chinese-language film并未成为一个全称概念，仅仅是表明研究中国电影的一个角度或侧重点。 海外华人学者史书美和王德威等提出“华语语系”(Sinophone)的概念，2007年以来引起国内学者的激烈争论。在史书美的阐述中，“Sinophone”出现于中国作为一个超级力量在国际政治舞台崛起的背景下，唤醒了作为“帝国”的中国及其后殖民话语的争论。[4]它不仅囊括文学，更延伸到其他方面，出现了所谓“华语语系文学”“华语语系电影”。史书美强调，华语语系研究具有面向世界/欧美学界的术语性质；它是一种多向性批判，不仅意味着对中国中心主义的批判，也包括对欧洲中心主义、马来亚中心主义等的批判。“华语语系研究是对处于中国和中国性边缘的各种华语文化和群体的研究。”在史书美看来，这个术语的批判对象包括“国族主义”的中国与作为“帝国主义”的中国，前者指中国内部被民族主义/汉族中心殖民造成边缘、弱势的少数族裔，后者是指虽然溢出内地、逃脱民族主义压制，但仍然摆脱不了中国“帝国主义”阴影的海外华人。统一的中国性、“帝国”强权深刻地影响甚至宰制着海外移民，不仅成为海外华人难以融入所在国的原因，如美国、越南、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排华、屠杀、绑架、种族暴乱等[5]，而且，华人在自身记忆、情感、经验中同样受到来自中国的深层影响。“华语语系”回避语言的普遍主义、种族中心主义和殖民主义，追求“具体的普遍主义”，而不是“抽象的普遍主义”[6]。 与华语电影一样，华语语系概念的提出，存在为海外华人文学提高地位的政治意图。但不同的是，华语电影从现实操作层面注重名称的含混，从研究层面强调语言/文化的同质性，具有“去政治化”的文化政治功能。华语语系文学却增强文化的“再政治化”，凸显海外移民文化与中国性、中华文化的异质性，并将中国性混同于汉族中心主义，由此与文化霸权、殖民主义联系起来，试图从中国内部及其溢出中国的多重边缘出发，彻底解构中国性，破除“大中华文化”的神话。这种学术理论在海外华人学界引发了激烈的争论。赞同者如王德威[7]，将之视作对西方后殖民主义理论的丰富，试图“让后殖民的定义变得更复杂，而不是一味地依赖着后殖民的理论”。史书美认为，中国政府和法国政府一样，都认为海外华侨应当对祖国保持足够的忠诚[8]，因而选择“法语语系”一词的用法，在她看来，对抗中国性的“华语语系”概念当然不能包括中国内地。 对“华语语系”的提法，海外华人学者中也不乏反对者。鲁晓鹏直言不讳地指出，史书美追随法语语系而不是英语语系的用法，把中国内地排除在外，初看上去是学术话语的解放与进步，但最终由于理论不健全与经验不准确，使得这个概念失去批判性锋芒。他指出华语语系与法语语系的根本区别在于，中国并未如法国在海外殖民地强制推行法语教育那样推行普通话，散居世界各地的华裔是在移民之前早已使用各种汉语方言，如广东话、上海话、闽南话、客家话等。“看来Sinophone唯一的正确功能就是：抵制中国。”[9]张英进在总结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范式的文章中，也批评了史书美的观点，认为她仅重视方言口语的颠覆性，而忽视了语言的聚合力，不能解释对台湾和香港的不同态度。[10] 在英语学界，华语电影和华语语系文学均突出语言转向的文化研究，前者已经获得较广泛地使用，后者尚处于争论的形成之中。但从参与者来说，除了史书美、王德威、鲁晓鹏等少数学者，英语学界缺乏广泛的关注。两个概念的区别在于，“华语电影”从语言的角度提炼文化研究的论题，虽为边缘弱势(港台及海外电影)发声，但不是强化对抗性、分裂性的身份政治，因此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华语语系”是极端地去除中国内地的“殖民统治”/中国中心主义，在西方后殖民的学术背景中，质变成殖民地文学、文化研究。 国内的华语电影、华语语系概念及其话语生产 在国内，“华语电影”一词出现在1992年内地电影《出嫁女》前往香港的宣传活动时提及该片曾参与法国“蒙彼利埃华语电影节”[11]。此后，在涉及港台及海外电影等称谓时，多出现华语电影。华语电影，作为香港文学的一个子专题，最早出现于1996年4月23日召开的“第八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12]。在这一阶段，“华语电影”概念明显不包括中国内地，而是较严格地限定在港台及海外电影，并且，它作为华人语言的对应物，更多的是一种并不具有学术意义的通俗用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