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制造业面临重大调整、国内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国务院于2015年5月发布了中国版的工业4.0规划，即《中国制造2025》。历史发展的经验表明，制造业是支撑一个民族发展的强力脊柱，是提高一国国际地位，带领国内人民走向现代、富强、文明的关键产业。同时历史发展的事实也告诉我们，在教育领域与制造业联系最为紧密的是职业教育，职业教育通过对技术技能型人才的培养服务于制造业的转型发展，促进制造业向劳动生产力的转化。这次工业4.0环境下的现代制造业的突出特点就是生产的智能化及其对人才素质的复合化与高素质要求。新时期，作为服务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现代职业教育必须顺应时代发展潮流，突破传统式发展的思维模式，实现新的超越和转型发展。 《中国制造2025》对技术技能型人才的需求 在《中国制造2025》整个规划内容中，作为核心词的“制造”共出现了262次，引领“制造”的“创新”共出现了100次，修饰“制造”的“智能”、“绿色”、“高端”、“品牌”分别出现70、46、24和25次，彰显出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过程中的重要突破口和关键点，预示着我国制造业瞄准高端、追求卓越的发展思路，也折射出现代制造业对创新型、智慧型、生态型、高端型和卓越型人才的强烈需求。 1.“创新驱动”召唤创新型人才 文件特别强调“创新”在驱动现代制造业中的重要作用，指出要坚持把创新摆在制造业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要加强关键核心技术的研发、提高创新设计能力、推进科技成果的转化、完善国家制造业创新体系。[1]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对于支撑民族进步的核心产业——制造业尤为重要。著名的福特汽车公司创始人亨利·福特认为，不创新就会灭亡。回顾18世纪中叶工业文明以来近现代制造业的发展史，从蒸汽机到发电机，再到电子计算机和智能机器人；从瓦特到西门子，再到冯·诺伊曼和恩格尔伯格，每一时期都具有渗透技术性变革冯·诺伊曼的标志性产物，每一时期更拥有掌握核心生产技术的创新型人才。在15世纪之前，历时千年的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见证了中国制造业的崛起与繁荣，向世界输送了“中国制造”的精美丝绸与瓷器，为我国赢得了在世界上的竞争力。然而，曾几何时，以“天朝上邦”自居的清政府故步自封，闭关锁国，以手工业为主导的传统制造业很快落后于西方以机器为主导的现代制造业。“鸦片战争”爆发后，一批批开明人士相继提出“师夷长技以自强”以及“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推动了“洋务运动”的开展，以机器生产为标志的现代制造业在民族危机中诞生。发展至今，我国的现代制造业已经在国际上占据一定的地位，然而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我国制造业仍然大而不强，尤其是在自主创新能力方面严重不足。这就需要培养一批适应时代需求，具有创新素养的技术技能型人才。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今天，创新的主体已经由过去的精英创新转向大众创新，技术技能型人才必须迎接历史赋予的大好机遇，从过去的“机械性”制造转向现代制造业所需的“主动性”“开放性”和“创新型”制造。 2.“智能制造”追觅智慧型人才 文件指出，应加快推进现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将“智能制造”作为二者融合的主攻方向，应着力发展智能装备和智能产品，推进生产过程智能化，培育新型生产方式，全面提升企业研发、生产、管理和服务的智能化水平。[2]“智能制造”不仅仅局限于制造本身的自动化，而且更需要“制造人”的智慧化。智能装备与智能产品的研发与生产，生产过程智能化的推进，产品经营、管理与服务方式的智能化，都需要一批既“顶天”又“立地”的智慧型人才。其中，智能装备与智能产品的研发与生产是一个充满高度智慧的过程，是一个探索未知、解决现实问题的过程。“爱智慧”是哲学的本质含义，也是哲学家孜孜探究的重要命题。“爱智慧”是“一种探索宇宙奥秘和洞察意义的渴望”、“一种超越现实和向前提挑战的渴望”、“一种为人类提供‘安身立命之本’或‘最高支撑点’的渴望”。[3]尽管人们具有与生俱来的“爱智慧”的天性，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基于以技术为支撑的现代制造业完成“爱智慧”的使命。具有深度感知、智慧决策、自动执行功能的高档数控机床、工业机器人、增材制造装备等智能制造装备的研发与生产，需要科技人员大胆创新、精准制造，创造中华民族的“安身立命之本”以及走向全球竞争的“最高支撑点”。要推动制造过程、经营管理的智能化，则需要开启生产、管理与服务人员的“爱智慧”潜质，提高他们基于制造业整个流程的智慧化水平。早在18世纪工业革命时期，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就认识到“爱智慧”的哲学品质在推动制造业技术革新中的重要作用。他指出，“发明以手推转磨轴的人也许是个磨轮机工，但发明利用水力来转动外轮的人必定是个哲学家……不管他是否技工，不管他在发明以前是哪种人……”[4]可见，要提高现代制造业所需的技术技能人才型的综合素质，智慧品质不可小觑。 3.“绿色制造”诉求生态型人才 文件强调，要坚持把可持续发展作为建设制造强国的重要着力点，加大先进节能环保技术、工艺和装备的研发力度，加快制造业绿色改造升级；积极推行低碳化、循环化和集约化，提高制造业资源利用效率；强化产品全生命周期绿色管理，努力构建高效、清洁、低碳、循环的绿色制造体系。[5]在我国制造业过去的长期发展中，虽然已经建成了门类齐全、独立完整的产业体系，但是高消耗、重污染的粗放型发展方式是其主要特点，不仅破坏了自然环境，而且还威胁着人类的健康与生命以及生活的质量。近年越来越严重的“雾霾现象”，即是对粗放型工业发展的逆向回报，其中传统制造业是其重要源头之一。对此，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深生态学理论认为，人类作为主观生物圈中的代表，与外部的自然界有着亲密的交流，要维护人类的生命存续、促进人类生命的成长与完成，就要以谦卑的心态对自然的过程做出默认，“让自然按照自己的节律‘生活’而不要去破坏它”。[6]为了与传统的粗放型制造业相抗衡，创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基于深生态学理论，现代制造业应该追求人类与自然的和谐、科学与人文的整合，反对科学主义的机械唯物论对自然的破坏、对人类的僭越。发达国家在20世纪上半叶后期纷纷出现了一系列工业污染问题，但他们先后通过产业结构的绿色升级、高素养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等措施，很快扭转了这一局面。在经济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发展方式也必须实现由粗放型增长向集约式增长的转变，其中制造业生产方式的转变是重中之重。在传统制造业的绿色改造升级、推动资源循环利用效率、建构高质量绿色制造体系的过程中，充溢着制造行业研发、生产、服务与管理一线技术技能型人才的生态伦理型智慧。制造行业的技术技能型人才，要参与绿色制造、推动绿色制造，首先自己要具备较强的生态伦理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