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J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104(2015)05-0120-05 关于早期中国电影的叙事选择问题，《中国电影“影像传奇叙事”的原初性建构》《“影像传奇叙事”范式的延续与扩展》等研究主要借助遗存本事和字幕本来揭示中国电影的原初叙事建构的过程。[1](p.80)而《一串珍珠》的珍贵之处在于它是少有的被完整保存下来的早期国产影片文本，这为以文本读解为起点，寻找中国电影历史发展的较深层次根源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可能。秦喜清在《在中西文化比较视野下——〈一串珍珠〉解读》中提到侯曜“用中国思想意识与叙事传统重新诠释甚至改造莫泊桑”，认识到《一串珍珠》在选择、融合中西方文化方面的价值，但尚不能揭示其叙事选择的内在逻辑并解释其与早期中国电影的叙事建构和审美选择的深在联系。本文意在通过对《一串珍珠》的史论评析，寻解中国电影叙事模式的中国特性问题。在现代性进程引领下的知识范式转型期，影像传奇叙事不仅与旧文化结合，而且也成为承载“新派”电影人传播“新文化”、感性启蒙的叙事选择与审美选择。“影像传奇叙事”在融合新旧文化、东西方思想方面表现出可通约性和跨越时空的超越性，作为民族主导性叙事模式，巩固了中国人积淀的审美趣味。 一、影像传奇叙事 “影像传奇叙事”是在故事讲述(影像叙事)层面上所形成的，具有中国传统传奇叙事的结构原则、艺术理想的叙事范式，体现了儒雅与世俗互摄互涵的“中和”审美形态，是民族文化心理结构和社会历史积淀在电影叙事中的反映。传奇叙事的情节结构原则是“要求情节的整一性，故事必须有头有尾，追求事件的曲折离奇和缝合照应的构思技巧，讲究叙事的规定程序”[2](p.45)。传奇叙事的情节动力来自于作者的任意安排，而不是故事中人物的意志。中国的传奇叙事滥觞于唐代以记载奇人异事为务的志人、志怪小说，后经宋元明清的演变发展，成为“杂剧、南戏的别名，更引申为富有传奇性的小说、戏剧的通称”[3](p.338)。可见传奇是超越不同艺术门类并在历史发展中延传流变的民族主导的叙事形式。 陆弘石在《无声的存在》一文中将早期电影的人才群落划分为“新派”和“旧派”，在他看来，“旧派”是“接受过较长期的旧文化熏陶但同时又倾向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新剧艺人和小说家”，以郑正秋、张石川、邵醉翁等为代表。“旧派”的电影创作理所当然地继承了以传奇为内核的民族叙事文化传统。这种传奇叙事的艺术理想“就是通过一个尽可能曲折复杂的悲欢离合故事，网罗忠奸贤愚贞淫妍媸的各色人物，表达作者或庄或谐，或美或刺的审美态度”[4](p.54)。“新派”系指“受过西方高等教育或接受过五四运动思想影响和洗礼的归国留学生、新文艺工作者和电影爱好者”[5](p.17)，以李泽源、侯曜、洪深、欧阳予倩等为代表。出品《一串珍珠》的长城公司的主创人员是旅美华侨和留学生，是典型的“新派”代表。在制片方针上，主张拍摄“问题剧”。此外，还有留法学生创办的神州公司、力尚“欧化”的大中华百合公司等。“旧派”与“新派”往往分属不同的电影公司，文化取向、经营理念、拍片宗旨不同。在中国的国体政治、伦理秩序发生巨大变化的时代背景下，新、旧文化之间的博弈及其形成的复杂、微妙的文化语境投射到电影领域，使得早期电影界形成了新、旧思想并存共生、东西方文化“各异其趣”的动人景观。 二、新派公司的叙事建构与审美选择 “旧派”理所当然地继承了传奇叙事，我们不禁要问“新派”的叙事模式是什么？通过对“新派”公司生产的影片文本进行读解，可以透视“新派”的叙事建构和审美选择。出品《一串珍珠》的长城公司显然属于“新派”的营垒。李泽源和侯曜将莫泊桑的小说《项链》搬上银幕时，“新派”的长城公司对这个西方故事的意义结构、情节发展、主题构成进行了较大幅度的改写。《项链》本身是一个首尾呼应的完整故事，编剧侯曜西化倾向明显，曾公开宣称“我是一个崇拜易卜生的人”[6]。长城公司为什么不直接将这个故事搬上银幕，为什么要改写呢？对两个文本的对比读解，是找到答案的有效路径。 (一)改编与叙事的审美选择 莫泊桑的小说《项链》与电影《一串珍珠》的重大区别是，小说中的假项链被改写为电影中的真项链。小说中的“项链”象征着财富与上流社会，项链的虚假意味着其象征意义的颠覆与瓦解，表明上流社会的虚伪。假项链的设置旨在突出人生的幻灭感，加重悲剧意味。这种风格是西方批判精神贯通的结果。而《一串珍珠》中项链的价格和真假从未遭到否定，表明项链不负载人生幻灭、社会危机的意味，其矛头不指向社会的整体批判，而是有限度地攻击虚荣和提倡忏悔，囿于伦理劝诫的界限内。 在叙事聚焦方面，《项链》聚焦于玛蒂尔德，突出其强烈的意志、欲望，其他人物都退居其次。《一串珍珠》中的“遗珠”只是由头，更强调巧妙叙述王玉生失珠之窘、挪款补失、事发入狱、救马如龙等情节，强调落难之时的玉生与秀珍不离不弃、相互抚慰。在叙事聚焦方面，《一串珍珠》不以女性为中心，而是以王玉生的家庭为中心，这是中国文化根本的“家道主义”在电影中的体现。侯曜对叙事聚焦的改写充分体现了传奇叙事的原则，即传奇叙事重视把事迹结合到情境中，是叙事者主导的叙事，把展现故事的曲折、巧妙作为传奇叙事的艺术追求。 整体来看，《一串珍珠》的叙事铺展与“旧派”中人郑正秋的叙事方式如出一辙。传奇叙事的范式文本《孤儿救祖记》中，余蔚茹遭遇了“被诬不贞，逐出杨府，带着身孕，归依老父”，继而老父弃之长逝等一系列困厄与苦难，叙述者将其不幸推向极致，接着通过“孤儿救祖”、“翁媳偶遇”的巧合，实现了望云亭上的大团圆结局，充分体现了传奇叙事的情节结构原则，而这一原则“作为传奇的有机内构，对于早期中国电影，特别是初创时期的长故事片的叙事建构，有直接而巨大的影响。”[1](p.82)与此类似，《一串珍珠》的剧作者为王玉生设置了失珠之窘、挪款补失、事发入狱等曲折遭遇，将传奇性一层层推向极致。王玉生出狱后入振华纺织厂、救马如龙，马如龙忏悔赎罪，这一系列巧合，充分凸显了传奇叙事所秉持的张力与应力关系，“张力的一面是尽可能把故事的曲折离奇推向极限，应力的一面则是通过尽可能的缝合照应，使这种曲折离奇被信服与被接受。”[2](p.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