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电影》于2014年第四期刊发了戴维斯加州大学鲁晓鹏教授一篇关于“华语电影”与“重写电影史”问题的访谈，由此篇访谈所引发的对于该议题及相关问题的争论，在大陆学界一直持续至今，且有愈辩愈烈之势①。2014年12月18日，争论的部分参与者在北京大学进行了一次面对面的对话②；时隔半年之后的2015年6月20日，辩论现场“移师”复旦③，时值“中国文学与比较文学国际学会”年会在复旦大学召开，众多海外学者也因此契机被“卷入”了这场争论。笔者也因该机会，有幸目睹和见证了这场声势浩大、气氛热烈的辩论。辩论持续了3个多小时，直到晚上10点大家还意犹未尽，问题面向之复杂、交锋程度之激烈，可见一斑。辩论中虽时有机锋，但笔者感觉由于各种原因，辩者在有些重要的理论问题上似乎未能有真正的“交手”。笔者认为，对于这些问题进行梳理，对我们理解这场争论和对“华语电影”这个理论范式的展开是不无帮助的。 华语电影、中国少数民族电影与民族性 由于鲁晓鹏、李道新、石川、孙绍谊等此前发文参与争鸣的学者悉数到场，加之美国学者柏佑铭(Yomi Braester)、王汝杰、李力、萧继薇、肖慧等教授，中国台湾学者唐维敏教授与北师大唐宏峰教授的参与④，更由于华东师大的吕新雨教授携长文《新中国少数民族影像书写：历史与政治——兼对“重写中国电影史”的回应》的加入⑤，使得复旦辩论能在更加丰富的维度上展开，也使得有某些问题逐渐清晰，而另一些问题则进一步复杂化。 中国电影研究的“主体性”问题是此前争论的一个焦点，而“中国性”正是此焦点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华语电影是否因其边界的扩展而颠覆了“中国性”呢？讨论首先是由吕新雨文章中所提出的少数民族电影的问题而引入的，而吕以中国少数民族电影为切入点进入对华语电影的批判，也承接了李道新进入该议题的出发点，即华语电影范式对少数民族电影的拒绝或遗漏。虽然不同社群对“华语”的内涵与外延有着不同的阐述，但华语作为汉民族的共通母语承载着该民族的文化和民族性——这个将语言与民族性相联系的认识却是一个较一致的认知起点⑥。因此，以“华语”为承担的华语电影，因其无法容纳中国其他民族电影，被视为对“统一”的中国和“中国性”提出了挑战。尽管鲁晓鹏在《华语电影概念探微》一文中“修正”了华语电影的概念，将少数民族语言电影纳入华语电影⑦，但这种“值得欢迎”的“修正”由于是“鉴于现实的倒逼和需要，并没有成为‘华语电影’研究的历史观，也没有在其学术理路上获得有效的回响”而继续被质疑⑧。 由于华语电影对“中国性”的“质疑”和“挑战”，它也因此被认为是“美国中心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学术话语的产物，体现着西方的意识形态；由是，中国电影的“主体性”问题便呈现出来了。从李道新和吕新雨的表述来看，这种“主体性”可归纳为对“统一”的中国认同，特别是政治认同的维护。然而有趣的是，李和吕对这个“主体性”阐述出两种迥异其趣的认识，并规划出两条性质相左的道路。虽然两者在对华语电影共同批判的“统一战线”中态度上保持着旗帜鲜明的高度一致。 李道新对华语电影的批判首先源自于对“民族—国家”(“国族”)意义上的中国电影的确认。他认为少数民族的母语电影溢出了华语电影的边界，如以“华语”的框架来讨论中国电影，势必会“使国家、地区和社群的身份认同产生迷惑”⑨；由是，已有的“中国电影”的概念不可被“华语电影”所取代，言外之意是，“中国电影”跨越了上述不同母语间的藩篱，是一个有着与中国疆界和国家一致性(中国各民族)，甚至超出疆界和国家(海外华语社群)的指认。这其中暗含的一个矛盾是，一方面中国电影在被视为同质语言的地区试图超越疆界，而另一方面在境内异质语言区域面临被超越的时候恪守疆域的界线。在此，显然国家政治对于民族表述具有某种统摄的力量。 这一点在李道新对于鲁晓鹏提出的所谓的“中国性的崩溃”之说的批判中表现得尤为明确，虽然鲁曾多次著文澄清“崩溃”实乃“裂隙”之误译⑩。李认为陈犀禾等国内学者对华语电影的阐述较鲁晓鹏的论述更具有效性，因为鲁在华语电影中读出的是中国性的“崩溃”，而陈等看到的是中国在政治上的“统一”之势(11)。 由此可见，李道新所言的具有“主体性”的中国电影，不仅是回到“民族—国家”意义上的中国电影，更强调的是“民族”—“国家”在中国语境中“统一”和“同一”的合理合法性。那么，争论的焦点实际上就回到了对中国这个“民族—国家”构建过程的解释权的争夺之上：“华语电影”指出了“语言与民族之间的不对等性与非对称性”(12)，因此威胁到中国民族国家的统一，表明了一种“去中国化”的倾向；而“中国电影”是维护中国民族国家这个统一的主体的。但正如鲁晓鹏和叶月瑜在其合编的论文集《华语电影——历史、诗学、政治》的序言中明确指出，这种语言与民族之间的不对等性与非对称性“表明当今世界华人在身体政治与文化连同方面既有联系和统一，也有断裂和碎片。”(13)也如鲁晓鹏在其后表明，华语电影并非要“去中国化”，“华语电影可以从民族，从国家和疆界开始，做成一个向心的东西，也可以成为一个离心的东西。你可以解构，可以建构，可以反思，可以批评，可以质疑，可以重建。”(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