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天明的电影成就，可以跻身于世界级大导演之列。然而从全球华语电影的研究成果看，吴天明研究并不突出，也就是说，学术界对于吴天明的评价，还远未达到这一位艺术家应有的地位。这源于国际学术界(甚至包括国内学术界)对存在于吴天明电影中的世界观探索、艺术观追求的认识和评价不足。本文的任务，即在于对吴天明代表作《人生》、《老井》与世界艺术史之间的联系予以揭示，以此证明导演试图立足于世界电影之林的艺术抱负，也证明导演的代表作是完全可以与世界电影杰作比肩的。 一、《人生》与新中国民族文艺传统 电影《人生》在中国新时期电影史上的地位，决定于该影片所展示出的乡村生活的真实、叙事格局的宏阔和电影语言的丰富。然而，这一切成就并非是吴天明及其创作团队的发明。吴天明的功绩，在于他首先在创作中融会了他自己的时代所可能吸收的中国电影、中国文学以及陕西地方文艺传统的所有成就。 就从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地理路径看，在其创作中心离开延安之后的十余年时间里，陕西文艺在全国的版图中似乎并不特别突出。就电影生产看，在北京、上海、长春等地的电影制片厂已经生产出奠定中国电影叙事的基本范式的代表作品的1950至1957年间，西安电影制片厂还尚未完成筹建工作，但这也许只是问题的表象，因为延安文艺及其观念，在走向全中国的同时，亦未离开陕西。柳青《创业史》所描写的新中国农民与土地之间的魂牵梦绕、生死相依的关系，它所塑造的具有特殊精神气质、行动方式、感情状态以至语言习惯的陕西农民形象，既是新中国文学的代表性成就，也是几代陕西作家的精神楷模。路遥、陈忠实等作家的创作实践与柳青之间的继承性关系，显而易见。吴天明选择路遥小说《人生》作为改编对象，其所借助于路遥小说的，必然首先是新时期中国农民问题这一着眼点。这当然是延安文艺以来中国文艺创作的主流传统，同时携带着鲜明的地域特色。 就电影本身的发展历程而言，将《人生》与《白毛女》做一适当勾连也许是有意味的。排除这两个故事当中的诸多差异因素，其共同点最少表现在它们都在探讨：在巨大的历史变革中，中国乡村青年女性的命运问题。如果将《白毛女》看做是新中国电影叙事传统的奠基性作品，那么《人生》则表现出了对《白毛女》所秉承的艺术理念的深层继承和跨越式发展。所谓的继承指的是：《白毛女》这一电影文本虽然历经由歌剧到电影之间若干次的情节修订、细节完善和形式探索，但它与新中国文艺应为劳动人民服务的艺术宗旨从未脱离。而《人生》从小说到电影，其为劳动人民服务的基本宗旨也依然牢固①。小说《人生》中写到高加林被迫离开城里的工作岗位，回到故乡，正在他为了个人的自尊担心乡亲嘲笑他的时候，“许多刚下地的村里人，却都从这里那里的庄稼地里钻出来，纷纷向他跑来了”。作者继而感叹道：“当你跌倒了的时候，众人都伸出自己粗壮的手来帮扶你。他们那伟大的同情心，永远都会给予不幸的人。”②而电影《人生》中所塑造的数量众多的“恋土”者形象，也都首先是基于影片创作者对土地和劳动者的由衷敬意。 路遥在谈电影《人生》改编时所提到的六种意见，涉及小说题旨的表现，可感的生活的呈现，由陕北的人情、民俗和大自然所承载的社会的、历史的、审美的以及哲学的内涵，雄浑、博大、深沉的风格，以及艺术理念上的“土洋兼备”③。吴天明在电影《人生》的导演阐述中对上述创作观念也做出了更符合电影媒介特性的说明。这些说明，尤其是路遥所强调的“土洋兼备”，都形象地道出了艺术家在创作理念上放眼世界范围的可接受性，力求有所突破的努力。所以，相比于“十七年”时期农村题材的电影，《人生》对于人物故事、乡村生活以及生产劳动过程的呈现，更真切、更感性，视野也更宏阔。一种生动可感的乡村生活的场景和气息在电影《人生》中处处可见。抛开那些被观众所熟知的情节和细节，一些从未被批评家分析过的事物也能穿越银幕时空，借助摄影机背后发自肺腑的情感，成为诗意书写的出色段落。 影片中高加林的父亲所经营的一小块白菜地，它一共出现了三次：第一次是刘巧珍给高加林送完甜瓜，高加林在回家路上，看到父亲在白菜地劳动，说：“爸，回家了！”④这时候，时间正是夏末，白菜苗刚刚长高；第二次是巧珍爹跑到白菜地找到高加林的父亲要求他出面管教自己的儿子，不要再和巧珍来往，一向内向的高玉德站起来大声说：“你要是敢动我儿子一根手指头，我就把你的脑壳劈开！”这时候，白菜苗儿长得大一些了，这似乎意味着，高加林和刘巧珍的爱情，在长辈的关注和同龄人的羡慕中，开始成长了；而当高加林和巧珍在水窖边商议一起去城里买漂白粉，之后两个人一起骑车经过起哄的孩子、村里的妇女和地里正在劳动的年轻人时，高加林的父亲正在白菜地里劳动，他老人家害羞地背对着观众，急速地蹲了下来：他恨不得要将自己藏在这大而浓密的白菜的叶片当中。设想一下，如果高玉德的故事全部发生在窑洞里，那就太沉闷了，尽管窑洞的背景和他的脸庞之间气质相近，但却没有张力。如果高玉德的故事发生在像德顺老汉经常耕作的高高的山梁上，那样又太高远宏阔，与他的性格不符。电影画面安排高玉德这个既内向又有着毫不迟疑的舐犊深情的老汉，细致入微地耕作在自己的生机盎然的小块自留地里。这一块白菜地，事实上可以看成是高玉德老汉美好的内心世界的一个外化，它也寓意着故事主人公的爱情事件的成长和变化。“充满劳绩，但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⑤。这一从20世纪80年代就是中国知识分子借以描摹理想生存状态的诗句，用来比附高玉德老汉的存在状态，也是十分贴切的。由此可见，即便是在极易被观众忽视的人物和事物那里，《人生》电影的创作者也赋予了他(它)们以艺术发现的光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