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上个世纪，今天的电影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也需要我们的电影研究具有一种新的视野。新世纪电影的发展变化在两个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方面，现在电影是一个多媒体形态，不仅有大银幕，还有从电视到手机到互联网这样的传播媒介，媒介形态的发展肯定反过来会影响到电影的存在形式和我们对电影的认识方式；另一方面，在这种新的媒体格局中，我们对电影的认识和研究也需要放到更广阔的媒体体系中。过去我们说电影是艺术，或者是一个对现实记录再现的媒介，又或者是一个艺术家表现自己认识世界的方式。今天我们可能就需要把电影放在一个更大的文化体系当中，放在现代媒体发展和社会交流的体系当中。把电影看作是一个交流工具，在这个基础上回头再研究电影的时候可能就不仅仅是作者想往作品里放什么，或者作者放了什么，又或者作者在作品里面所表现的东西有什么意义和价值，在艺术发展上面有什么价值等。在更大程度上，电影研究所关注的可能是电影在现代社会交流体系和社会建构当中是如何来运作的。我想从这个基础上来研究电影，特别是研究电影发展的时候，可能就要求我们具有一种更宽的视野。 同样，史学研究也需要一个更广阔的学术视野。这个学术视野是什么？怎么来开拓我们的视野？怎么来创新？中国的电影史学研究经过了几十年的发展，从20世纪30年代就开始有了一些关于这些方面的研究，但是真正的比较系统化、学术化的研究，我们不得不承认仍然是《中国电影发展史》这个具有代表性的成果。它的出现作为一个重要的标志，使中国电影史进入了学术化的领域。从那时至今已经半个多世纪了，这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电影史研究领域有了很多研究成果，有很多不同的学术表述。在今天的学术环境下我们应当如何来认识和看待这些学术成果，对将来做电影史研究是非常重要的。 现有一个比较流行的说法叫做“重写电影史”，我想就从“重写”开始说起。所谓“重写”是已经有一个东西，我们再写一个，第一次之后的每一次写作其实都是重写。问题是把“重写”作为一个定义、作为一个概念提出来，它究竟与既有历史描述和历史书写之间具有什么样的关系，处在什么样的位置？“重写电影史”的提出是借鉴了以前所谓“重写文学史”的概念。“重写文学史”本身就是对已有的历史表述的批判，是对文学史的重新描述，对于“重写电影史”来说也是这么一个思路。在重写的过程中，改正那些认为以往电影史表述中的问题，重新按照新历史观来建构一个新的电影史。所谓“重写”，重点在“重”的时候可能会更侧重于反思和批判，重点在“写”的时候可能会更侧重于超越和重新梳理。如果“重写”太多地把注意力放在“重”上，会影响到“写”的质量。在这种情况下，电影史研究很容易变成一种只是推翻旧的和建构新的过程，而不是一种延续和深化的过程。这其实是中国几十年来不断革命的思想方法的一种反映。这种“革命”思想能够指导学者把历史上一些错误或偏激的结论纠正过来，这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从整个电影史学研究来讲，翻案并不一定代表了新的思路，往往只是一种非此即彼的立场差异而已。就像我们看到，时代变了之后，对许多事情的政治和社会意义的判断都会随之变化。以新时代的观点看待对过去时代的评价和判断，我们可能比较容易看到其不合理的地方。 许多优秀的研究成果的确是在重新发掘和梳理历史资料的同时做出的，这些重要的新的发现发展了我们对中国电影历史的认识。可是我们也应看到，在“重写”历史的时候，重要的是认识过去的历史判断是基于一种什么样的思维方式建构的，它和其所处的时代和文化有什么关系。在很多方面可能不仅仅是一个批判、否定就可以用新的结论来代替的，而是需要一种在认识论和方法论层面上对以往的思维方式有所超越。重写是一种带来新的历史方法和视野的研究，有了方法论意义上的新突破，才能帮助我们加深对历史现象的理解，挖掘出前人没有看到的历史维度，这种重写才更有意义。 在这个基础上，就涉及到我们在史学研究上如何运用更广泛领域当中的学术成果，并把它引进到我们的研究领域当中来，帮助我们进行新的更深入的研究。在历史研究的发展过程当中，其实每一次历史写作都既是一次新的写作，又是对已有的研究领域的一次历史重写。我们在写作过程中总是希望跟别人不一样，但是如果没有新的认识方法和研究视野，这种“重写”的过程仍难免有许多陈词滥调存在，也有许多从表面上看是非常不一样的东西，但是仍然在用一种新的历史描述来论证一些既有的历史认识。而我觉得历史研究的深入有必要走出这种简单化的方法，需要我们有一个新的方法论视野来对电影进行一些新的观照，用新的发现来丰富和深化对研究对象的认识。 我本科念的是历史系，当时系主任白寿彝先生是中国史学史的一位大家。记得他第一次给我们上大课时说，学历史不要马上指望成为一个“青年历史学家”，青年历史学家往往很难站得住脚。因为历史研究是需要对历史资料进行广泛、艰苦的收集整理，对历史本身有一个非常广泛的、深入的了解。没有扎实的史料积累，即使是正确的观点，落实到具体的历史现象时也不一定能准确地把握。特别是要切忌只关注支撑自己观点的史料，轻易地否定不符合自己观点的史料，以为自己掌握的这部分知识就是真理。不能够轻易地否定前人所做的研究成果，即使对于我们要进行批判和超越的对象，也要持着一种谨慎和尊重的态度。 白先生还说到历史研究需要注意“说‘有’易、说‘无’难”。这就涉及到历史研究中史料和逻辑方法的关系问题。一个史料能证明某事发生过，但是如果要说没有，就是举了99个不存在的例子也不行，第100个可能性它仍然存在。推翻一个既有的否定性表述时，往往有一条直接证明性的史料就能解决问题，但推翻一个既有的肯定性表述时要复杂得多。这个时候就需要从方法论上有所创新和辨析，通过运用理论对充分的历史资料进行逻辑分析，才能够说明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这个东西不可能存在，或那个事件不可能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