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2009年新医改以来，我国在加大公立医院政府投入、建立全民基本医保体系、提高医保补助标准及报销比例、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阶段性成就。但是，新医改也产生了两大新问题：医疗费用高涨，医保基金严重透支风险已经显现[1][2]；医患冲突加剧，暴力伤医事件井喷式爆发[3]。当前医疗效率和医患关系的双重恶化为世界各国医疗改革所鲜见，如不及时妥善解决，新医改不仅难以实现保障医疗服务公益性、可及性的既定目标，而且将危及作为改革推动者的政府的公信力。事实上，新医改的核心在于通过医疗体制变革建立新的医疗卫生体系运行机制，增加医疗供给、提高服务效率，保障医疗服务的公益性、可及性，而变革的关键则在于明确变革方向，正确处理市场和政府在医疗资源配置中的关系[4]。这是保证新医改政策有的放矢、有章可循的关键所在，而上述两大医改新问题的症结恰恰在于当前我国医疗体制变革方向不明、政策失当。 纵观近年来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医改实践，无论是上世纪80年代前实行“计划+管控”体制，导致医疗服务效率低下、供求失衡加剧的新加坡、英国，还是奉行“自由市场”体制、医疗费用居高不下、民众负担沉重的美国，无不在向“市场”要效率，以效率促进供求和谐，向着“市场+管制”体制转型，即通过引入医疗服务信息披露管制等社会性管制，构筑、完善医疗市场，实现市场机制核心作用和政府管制辅助作用两者优势互补，保障医疗服务的公益性、可及性。 近观我国，改革开放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医疗体系开始由传统“计划+管控”体制向市场化方向转型，逐步演变为一种“市场+管控”的过渡型体制。多年来，该体制因政府投入责任严重缺失而被解读为“过度”市场化并广为社会所垢病[5][6]。2009年启动的新医疗改革强调顶层设计，强化政府责任，力保医疗服务公益性、可及性，这无疑是正确的，然而在医疗体制变革的核心问题上却方向不明，导致政策实践中过度强化政府行政管控，市场机制被严重削弱，诸如收编村医、回购已售公立医院、强推绩效工资、药占比(抗生比、基药比)等行政考核措施层出不穷。无节制的行政管控不仅无法消除医疗行业本身的市场活动、规范医疗行为，反而已在更深层次上引发医疗行为扭曲，加剧医患冲突，推高医疗费用。因此，从本质上说，当前新医改面临的两大突出问题无疑是我国医疗体制市场化转型不到位所致。 作为医疗体制市场化转型的成功典范，无论是医疗服务效率，还是医患关系的和谐程度，新加坡所拥有的医疗服务体系都是世界上最为成功的[7]。转型后的新加坡医疗体制是一个市场机制为核心、政府管制为辅助的体制，其中市场机制对医疗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以医疗服务信息披露为核心的政府管制政策体系则起辅助性作用。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新加坡医疗改革并非一帆风顺，在改革的关键时期，引入新的社会性管制工具——信息披露管制，对于构筑完善医疗市场、实现体制转型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堪称是世界医疗管制政策实践领域的一个伟大创举。新加坡以信息披露管制推动医疗体制成功转型的创新实践为我国新医疗改革提供了崭新的视角和思路，其重大借鉴价值在于：1.新加坡经验可以理解为一种高效的区域医疗模式，而我国医疗市场的区域性、层级性特征明显，因而对于我国医疗体制变革和优化极具借鉴价值；2.医疗体制变革后的新加坡，服务质优价廉，医患关系和谐，这对于医疗费用高涨、医患冲突频发的我国而言，特别具有借鉴意义。 从国内外研究现状看，学界对新加坡医疗改革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公立医院公司化改革[8][9]、医疗保障制度[10][11][12]和医疗管制政策[13][14][15]三个方面。其中，前两者研究文献较多，医疗管制专题研究文献较少，论及住院服务分级补贴管制、行业准入管制、医疗职业管制的文献较多，涉及信息披露管制的研究极少。虽然也有个别文献分析了医疗服务信息披露管制政策[13][14]，但其实践介绍成分多，理论分析少，由于当时尚处于披露管制实践初期，文献尚未对信息披露管制的内在机制做过分析，也未曾从新加坡医疗体制转型的历史脉络中考察信息披露管制的重要地位，因而未能揭示信息披露管制对于该国实现市场导向体制转型所起的关键作用，未能指出信息披露管制对后起国家医疗体制改革的借鉴价值。区别于现有研究文献，本文重视信息披露管制对于医疗体制转型的关键作用，强调信息披露管制的内在机制剖析，并从历史背景、经济逻辑和政策框架三个方面专门对新加坡信息披露管制政策作深入地梳理、分析，揭示其对我国医疗体制改革的借鉴价值，据此提出我国下一步医改应予突破的政策重点。 二、新加坡医疗服务信息披露管制的历史背景 新加坡医疗服务信息披露管制的出台背景根植于该国医疗体制的改革历史中。从1965年独立至今，新加坡医疗体制改革经历了三个阶段(见图1)。第一阶段为独立后到上世纪80年代初的“计划+管控”体制阶段。新加坡系英联邦成员国家，独立后沿袭英国建立了全民免费医疗的“计划+管控”体制，全面取消市场作用，消除医疗机构的逐利导向，其关键举措是：1.医疗机构国有化改造，2.强化医疗行业的进入控制、固化国有医院垄断地位，3.强化价格和收入管制，核定医药价格和医疗机构定额补助，收入与业务量脱钩。经过二十余年运行，全民免费的新加坡医疗服务业已经深陷于效率低下、供求失衡的困局，一方面医疗资源浪费严重，成本高企，国家难以承受，另一方面医疗供给严重不足，民众就诊等待时间漫长，严重危及可及性。这就充分暴露出了“计划+管控”体制的痼疾：“计划+管控”体制虽然对于满足低层次、单一化的医疗需求能起到暂时作用，但它无法对微观个体(医疗服务供给者、需求者)提供长期有效激励，无法满足患者多层次、多样化的医疗需求，因而与经济社会的长期效率要求不相兼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