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之后，掀起了国内对“治理”概念的高度关注，进一步转化为对“国家治理”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话题的研究。自中国进入现代社会以后，传统的治理模式已经无法应对纷繁复杂的中国社会，并日益走向衰落。当代中国要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全面考察中国国家治理的历史，对现代西方国家治理既有所借鉴，又要全面超越，以积极的姿态回应当下中国改革面临的困境，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体系，从而实现中国国家治理的现代化。 一、厘清中国国家治理历史进程 中国的国家治理并非舶来品，它是伴随中国社会发展而逐渐萌芽、发展、丰富和成熟起来的。在中国古代社会，如何治理国家一直是困扰历朝历代统治者的难题。历朝历代统治者围绕如何稳固统治、治国理政这一问题，进行过丰富的探索。最早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上古时期中国最早的政治文件的汇编《尚书》，其中就记载有“敬天”“明德”“慎罚”“保民”等理念，认为统治者的崇高德行是教化民众、治理国家最有效的武器。到公元前五百多年前的老子提倡“无为而治”。在《道德经》中就提出“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的思想，主张做事，要在尚未发生以前就着手；治国理政，要在祸乱没有产生以前，就早做准备。在其后的唐代魏征等编著《群书治要》、北宋司马光编著的《资治通鉴》等，都有治理思想的体现。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传统的国家治理主要依靠两种力量。一种以皇权为中心、自上而下、等级分明的‘管制’模式，另一种以民间力量为基础的‘自治’秩序”[1]。但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公共事务少，管理目标单一，这种治理模式才得以维系下去。 进入近代以后，中国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小农经济的发展潜力发挥殆尽。中国的现代国家建构是在西方入侵的情况下起步的，伴随着西方殖民者的侵略，西方国家的治理模式也进入中国一些仁人志士的视野，一批先进分子开始关注和研究西方国家治理模式，并期望从西方国家的治理模式中寻求“良方”，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国家治理模式，以改变中国贫穷落后、受人欺凌的状况。如19世纪、20世纪出现在中国社会的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清末新政等，都在探寻有效适用中国社会的国家治理模式。“君主立宪制、帝制、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共和制”等各种国家治理形式“粉墨登场”，但均以失败告终。实践证明，“不触动旧的社会根基的自强运动，各种名目的改良主义，旧式的农民战争，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的各种方案，都不能完成中华民族救亡图存和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都不能让中国的政局和社会稳定下来。”[2]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领导中国人民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新中国，并通过“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在中国建立起稳固的社会主义制度。由于苏联国家治理模式的示范效应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敌视，我们选择了苏联国家治理模式，“全能型国家治理”在中国建立起来。1956年，党的八大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开始自主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但实际上，中国并未摆脱苏联“全能型国家治理模式”的影响，自主探索社会主义的道路并不平坦，加之国内“左”的社会思潮的泛起，我们对社会主义国家治理模式的探索，演变成一场“空前”的阶级斗争运动。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国家治理模式进行了深刻地反思，国家全能主义开始解构，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逐渐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走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为中国国家治理找到了正确的道路”[3]，建立起“发展型国家治理模式”。中国共产党通过对当代中国社会现实的分析和考察，不断形成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科学理论成果，成为中国国家治理的理论指导。30多年的改革成绩斐然，得益于发展型政治模式的成功，但改革也出现一些问题，比如各种利益冲突日益明显，社会不公平现象突出，不稳定因素急速增多。如果不采取突破性的的改革措施解决国家治理中的问题，目前存在的局部治理危机可能会转变为全面的执政危机。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全面深化改革中提出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旨在有效解决在国家治理中所遇到的问题，为中国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提供一种全新理念，驱动执政党通过政治革新实现国家现代化。 二、对西方国家治理的借鉴超越 西方治理的概念源自古典拉丁文或古希腊语“引领导航”一词，原意是控制、引导和操纵。世界银行1898年出版的《撒哈拉以南：从危机到可持续发展》的发布，首次使用了“治理危机”一词。自此以后，国际多边与双边机构、学术团体及民间志愿组织等都把治理作为惯用词汇，治理理论遂被广泛地运用到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各个领域。 直至20世纪70年代西方世界出现了普遍的经济滞涨问题，福利国家和国家干预主义遭到严厉批判而难以存续，“凯恩斯神话”开始覆灭，其覆灭的根源在于凯恩斯主义扩大了国家对市场的权力边界，致使国家作为理性经济人的自私性显露出来，权力深入市场调节的区域进行资源配置，甚至直接掌控资源，政治领域与经济领域的混淆直接破坏了国家职能的发挥，破坏了国家治理的绩效，出现了“政府失灵”的现象。此时，主张新自由主义的新公共管理模式开始盛行，希望通过引入市场与竞争机制，来根治“政府失灵”的顽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