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26(2015)07—0193—07 社会片是运用影像手段真实地反映现代社会人生，注重“对社会上不良的制度下攻击，予人以研究问题之暗示”[1](P.26)的电影作品。 国产社会片摄制较早的是1916年张石川的《黑籍冤魂》，而真正形成创作热潮则是在1924至1927年间。其中受好莱坞影响比较明显的创作者，主要有“长城”、“民新”等公司，以及“明星”公司的洪深等。1922年，洪深为中国影片制造公司拟文征求电影剧本，就强调“影戏为传播文明之利器”，“能使教育普及，提高国民程度”，“能表示国风，媾通国际感情”，故须摈弃“诲淫”、“诲盗”、“演人类劣性”、“不近人情”、“专演神怪”等题材内容，而要真实表现当前的社会人生。[2]“长城”公司梅雪俦、李泽源等留美回国青年，认为“中国有无数大问题是待解决的，非采用问题剧制成影片，不足以移风易俗，针砭社会”①，他们不满于当时中国电影的远离现实，立志拍出反映社会、唤醒民众的作品来，于是确立以拍摄“移风易俗，针砭社会”的“问题剧”为主的制片方针，并聘请侯曜担任编导。侯曜“为人生而艺术”的主张与“长城”公司一拍即合，他的影片揭示婚姻、恋爱、家庭、女权、非战等社会问题，从不同角度对现实提出尖锐批判。1926年由香港迁往上海的“民新”公司，尽管后来拍片良莠不齐，然开始阶段，张扬“宗旨务求其纯正，出品务求其优美”②，以欧阳予倩为主体创作的电影，体现出与“长城”公司大致相同的倾向。 中国早期社会片创作，可以说是好莱坞社会片与当时中国的社会问题剧共同影响的产物。中国早期社会片的主要创作者侯曜、欧阳予倩、洪深等，他们同时都是话剧作家，如侯曜所说：“我是一个崇拜易卜生的人，所以我所编的剧本也都包含社会问题”③，都受到以易卜生为代表的欧洲近代社会问题剧的深刻影响。当然从电影摄制来说，美国社会片在题材主题、形式结构、镜头影像等方面给予的影响更加直接和明显。 美国社会片在中国译介放映是1916年前后，但那时不能与滑稽片、侦探片相比；比较多地译介放映美国社会片是从1922年前后开始。据查《申报》，1922年，有《乱世孤雏》《小伯爵》《纽约之可儿》等；1923年，有《牢狱三结义》《无名英雄》《成衣艳史》《孤儿幸遇记》《人间地狱》《人类难舟》《陋巷》《妇女参政会》《纽约一夕谈》等；1924年，有《洗衣女》《儿女英雄》《孤儿苦遇》《爹爹》《富人之法律》《殖边英雄》《鸦片地狱》《渔家女》《法律何在》等；1925年，有《雪下孤雏》《马戏日》《热血巾》《鞭影泪声》《茶花女》《以色列之月》《我王万岁》等；1926年，有《铁血男儿》《义勇儿女》《孤儿后福记》《贼》《情血》《边外奇缘》等；1927年，有《党人魂》《战地之花》《纽约第五街》等。1920年代末，因为国片摄制倒向古装片和武侠神怪片，美国社会片的译介放映日益衰减。 上述影片译介放映对中国电影人和观众产生了深刻影响。如格里菲斯导演的《乱世孤雏》，讲述姐姐为了给失明的妹妹治疗眼睛而进城求医，受到社会黑暗的种种压迫与侮辱的故事。该片在中国激起深切同情，认为“在此平等主义高唱入云之际，自宜借影片之力，使社会一般人民引起平等之观念”，“对于我目前困苦颠连、醉生梦死之中国人民，尤有重大之教训也”[3]。其他好莱坞社会片也是这样，如《鸦片地狱》描写美国鸦片祸害之实情，此片有“警世之意，作晨钟之撞，发人迷梦”，“吾国亦正在禁烟时也，吾甚愿是片之能普映全国，使数十万沉湎黑籍者，得有所鉴，而猛醒自戒也”[4]；借俄国红白两党之斗争描写被压迫者反抗的《党人魂》，“形容帝族之奢华骄傲，及平民之怨声沸焉，无微不至，实可为帝国主义者之当头棒喝……可为我东方病夫之健身剂”[5]；《杀人之罪》描写上层社会奢侈淫靡的生活，“可以给我们一些深刻的教诲”，“现在我们岂不像罗马最荒淫时代吗，富者们只肯把他们的金钱，费掷于酒乐，对于苦创万状的贫者，怎肯有些微的体恤”[6]等等。正如描写贫苦洗衣女被虐待遭遇的《洗衣女》，国人认为其“适合世界潮流，鼓吹优待劳工问题”，国片“颇可模仿”之，[7]舆论界强调中国需要这样反映现实的社会片。 正是在上述美国电影的冲击影响下，中国影坛1924至1927年间，也出现了一个社会片创作热潮。“长城”公司推出《弃妇》(侯曜编导，1924年)、《爱神的玩偶》(濮舜卿编剧/侯曜、梅雪俦导演，1925年)、《春闺梦里人》(侯曜编剧/梅雪俦、李泽源导演，1925年)、《乡姑娘》(杨小仲编导，1926年)、《一串珍珠》(侯曜编导，1926年)、《伪君子》(侯曜编导，1926年)、《儿子英雄》(陈趾青编剧/杨小仲导演，1928年)；“民新”公司有《玉洁冰清》(欧阳予倩编导，1926年)、《和平之神》(侯曜编导，1926年)、《天涯歌女》(欧阳予倩编导，1927年)、《复活的玫瑰》(侯曜编剧/黎民伟、侯曜导演，1927年)、《海角诗人》(侯曜编导，1927年)；“明星”公司有《冯大少爷》(洪深编导，1925年)、《卫女士的职业》(洪深编剧/张石川、洪深导演，1927年)；“大中华百合”公司有《采茶女》(徐琥编导，1924年)、《小厂主》(王元龙编剧/陆洁导演，1925年)、《透明的上海》(陆洁编导，1926年)、《殖边外史》(王元龙编导，1927年)。此外，还有“上海”公司的《弃儿》(但杜宇，1924年)、“友联”公司的《倡门之子》(陈铿然，1926年)，“天一”公司的《新茶花》(裘芑香、汪福庆，1927年)、“耐梅”公司的《奇女子》(杨耐梅、史东山，1928年)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