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815；J905(512)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15)02-0020(26) 在苏联与中国两党两国关系由分歧发展为矛盾，由冲突进而形成对抗的特殊年代(1969-1989年)里，双方借力惯用的政治宣传武器，以宣示自身道统和政治路线，来建构自身意识形态话语权和政治文化领导权，而电影作为大众通俗文化的重要形式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极其特殊的角色。《德尔苏·乌扎拉》(Дерсу Узала/デルス·ウザーラ/Dersu Uzala)即是这种“国家间政治”漩涡中随波浮沉的一叶扁舟，在不同历史时期体验着大相径庭的历史命运①。笔者试图运用英国著名文化史学家彼得·伯克(Peter Burke)“图像证史”(The uses of Images as Historical Evidence)的研究方法，从“图像本身是认识过去文化中的宗教和政治生活的视觉表象力量的最佳向导”②的思路出发，通过《德尔苏·乌扎拉》考察中苏政治和外交关系的剧变在文化艺术上的体现，进而思考冷战环境和国际关系背景下政治与文艺的特殊关系。 一、“中国形象”在苏联电影中的缘起 中俄两国，种族和文化差异巨大，而且曾经相距遥远，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对彼此形象和信息所知甚少，几近隔绝。在1917年十月革命前，尽管有比丘林(Н.Я.Бичурин)、瓦西里耶夫(В.П.Васильев)、格奥尔基耶夫斯基(С.М.Георгиевский)这样的职业汉学家致力于对中国的不懈译介，有普希金(А.С.Пушкин)、列夫·托尔斯泰(Л.Н.Толстой)这样的大文豪对中国文化的极度倾慕，但是在俄国社会中，主流的“中国形象”仍然是“落后”、“愚昧”、“停滞”和“黄祸”。 帝俄时代的“中国形象”基本表现为文化形象。“中国形象”在俄国的转变始于列宁(В.И.Ленин)和布尔什维克对中国命运和革命使命的理解。也正是由此时期开始，“中国形象”的特质，除原有的文化形象之外，开始转变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世界革命背景下的“政治形象”。1912年7月15日，列宁读了孙中山的《论中国革命的社会意义》之后，就写了《中国的民主主义与民粹主义》(Демократия и народничество в Китае)一文。列宁认为：“孙中山的纲领的字里行间都充满了战斗的、真诚的民主主义。”③同年11月8日，列宁在《新生的中国》(обновленный Китай)中再次强调：“先进文明的欧洲对中国的新生不感兴趣。4亿落后的亚洲人争得了自由，开始积极参加政治生活了。地球上四分之一的人口可以说已经从沉睡中醒来，走向光明，投身运动，奋起斗争了”。④ 十月革命爆发后，旅居俄国各地的6万华工积极地参加了布尔什维克领导的革命运动⑤，并为此抛撒鲜血乃至献出生命，促进了俄国社会重新认识中国文化和中国人，全新的“中国形象”在俄国形成。⑥《乌拉尔工人报》(Уральский рабочий)写道：“在我们战线上作战的中国团，以其坚强和极端坚忍不拔的品质而著称，中国团是我们战线上最好的红军部队。”⑦《共产主义者报》(Коммунисты)载文：“中国团队是我们战线上最顽强的部队。中国团之所以有这样顽强的战斗力，在于他们对共产主义事业的无限忠贞，在于官兵间有着血肉相连、生死与共的阶级感情。”⑧ 1926年，迈耶尔霍尔德剧院(Театр имени Вс.Мейерхольда)演出了戏剧《怒吼吧！中国！》(Рычи，Китай)，在苏联舞台上首次出现了正面的和积极的“中国形象”。俄共(布)领导人兼理论家布哈林(Н.И.Бухарин)评论：“戏剧《怒吼吧，中国！》非常生动感人，其轴心是干活的牲口变成了革命的无产者。”⑨1927年，莫斯科大剧院(Болышой театр)又上演了芭蕾舞《红罂粟》(Красный мак)，内容为苏联舰船来到中国港口，鼓动和领导了中国穷苦工人的革命行动。 1929年12月，苏联导演特拉乌别格(Илья Трауберг)拍摄影片《蓝色特快列车》(Голубой экспресс)，又名《南京—苏州特快列车》(Экспресс Накин-Су Чжоу)。故事虚拟在1920年代中期，由南京开往苏州的“特快列车”上爆发了革命运动。这部电影是苏联电影中臆想的“中国题材”，电影中的中国人只是展现革命运动的工具，剧情、场景、服装、道白等与中国情况有极大的差异，同话剧《怒吼吧，中国！》的样式和内容极为相似，影片的艺术水平也较低。英国《泰晤士报》(1930年10月23日)评论道，“这是为中国拍摄的莫斯科电影”，“目前在柏林莫扎特剧院上映的电影《蓝色快车》，由苏联电影公司拍摄，旨在反映世界革命。它煽动中国人以暴力对抗白人，如果一些法律意识淡薄的团伙为袭击火车、射伤传教士的行为寻找动力，那么这部电影完全可以提供。这部电影以丰富的戏剧冲突展现了白人阶层与下层中国民众的冲突，在柏林有着特殊的观众，每当一个白人被杀死或扔出车外，人群中就会爆发出喝彩。这并不会对德国观众产生影响，然而，需要注意的是，此类电影是为大量市民拍摄的。”⑩然而，这部57分钟的无声电影，整片除一直用激昂的《华沙革命曲》和《国际歌》伴奏外，仅用极少量的俄文字幕解说，不识俄文的中国观众是无法完全理解的。事实上，查阅1930年代初期的中国有关资料，也未见该片在上海、北京、广州、哈尔滨等城市放映。这是中国人形象首次出现在苏联电影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