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853(2015)02-124-06 “外籍劳工”问题已经成为台湾社会公众关注的领域之一，根据台湾劳委会2011年9月的统计，台湾外劳人数达417000人，其中最多来自印尼(约占40%)，其次是越南(占21%)和菲律宾(20%)。而“外籍劳工”一词本身就具有特定的阶级与种族涵义，在台湾，“外籍劳工”专指来自东南亚欠发达国家的低层次蓝领工人群体。它不包含所有的外国人，而专门指来自东南亚地区的制造业工人、家庭帮护工等。①在电影创作领域，“外籍劳工”题材也开始出现，我们看到越来越多台湾电影人直面这一早已存在的社会问题，站在外籍劳工的立场上去表现真实的劳工生活和塑造劳工形象，试图化解“外劳”问题中的危机和对抗。当然，电影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在表达社会问题时，也容易被看做将社会问题搬演成神话故事②，供社会大众消费的“外籍劳工”的苦难生活，亦可以塑造出温顺谦和卑微的外籍看护工，以人性之美转移族群、阶级差异带来的矛盾和冲突。 外籍移动劳工问题产生于一个提倡全球化、多元文化主义的社会环境中，这种大环境本身为跨国移动工人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契机，让存在于主流社会内部哪怕是角落中的异国劳工文化得以保存它的独特性。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真的能够在日常生活中有尊严地保留跨国劳工文化相当困难。因为文化对话的前提是有人能够真正发声，真诚表达，能够和主流文化形成一种对话，赢得尊重。在这个意义上，长期受压抑的外籍移动工人的“发声权”难以真正打开，强势主流文化所宣扬的多元文化主义不过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台湾的外籍移动工人，在频繁的流动和短暂的逗留中，也未能形成被台湾主流社会认可的“文化主体”，只是远远的“他者”。 当下台湾电影中，“外籍劳工”的形象屡有出现，但多半是负面的或者零散的。2009年以来，开始出现了专门以外籍劳工为主要角色和探讨重心的台湾电影。这与“外籍劳工”事件频发，日渐成为台湾不可回避的社会问题直接相关。在台湾近年来的电影作品中，除了《台北星期天》和《歧路天堂》两部以外籍劳工为主角之外，更多的来自电视电影，如《我俩没有明天》(2003，林靖杰导演)、《海边的人》(2007，郑文堂导演)、《移民天堂》(2007，梁修身导演)等，《海边的人》、《移民天堂》、加上《娘惹滋味》构成台湾人生剧展“移民”三部曲。 本文试图选取几部当下台湾电影进行分析，这其中包括剧情影片和公共电视人间剧展放映的电视电影。它们都以台湾“外籍劳工”为表现对象，展示在台湾努力挣钱养家糊口的普通外籍工人的生命故事。这些影片是在台湾社会“外籍劳工”冲突日益高涨的背景下出现的，影片反映了雇主和雇工的冲突，这些冲突中夹杂着性别差异、种族矛盾、宗教信仰等因素。这些影片中，绝少有执法机构和外籍劳工的冲突，较多的是温和的人性解放、宽容忍让的和解。中心/边缘、离乡/返乡、本岛/岛外成了台湾外籍劳工影片中的诸多主题。 移动工人的情感心理与需求：《台北星期天》《歧路天堂》 《台北星期天》(2010)、《歧路天堂》(2009)、《娘惹滋味》(2007)、《我的强娜威》(2003)，这几部作品都是近些年制作发行的剧情电影或电视电影。影片塑造的在台湾的外籍劳工或外籍新娘的形象，很大程度上表现了他们在台生存状况的困苦与无奈。这些影片勾勒出一幅以种族矛盾、阶级矛盾为底色的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城市图景。当然，其中大部分影片选择温情、宽厚、体谅来想象性地解决存在的矛盾与冲突。 近些年台湾发生过外籍劳工与本地雇主或政府间的对抗性事件。但在整个社会公共情绪中，某种良知似的同情似乎是基调。在这类台湾电影中，几乎见不到身体性的对抗，连情绪性的反抗都降为委屈和隐忍，幽默和诙谐取代化解了对抗与冲突。《台北星期天》(Pinoy Sunday)是2010年何蔚庭导演的处女作，曾“惊艳”当年的金马影展。这是一部以两位在台湾的菲律宾工人为主人公的幽默喜剧，整部影片可以概括为一个“搬沙发”的故事。一个被人遗落在街头的红色沙发，成了他们二人对于家庭生活、休闲甚至天堂的想象与情感寄托。如何将沙发搬回住所天台成为影片的主线，引发了一连串啼笑皆非的故事。搬沙发的举动背后是外籍工人的休假问题。导演说“移工的悲惨故事已经很多人拍了、讲了，但从没有人拍过这些人假日的、快乐的时候。”③这意味着在“外籍劳工”的面前要对他们的真实处境有所回避。然而，导演还是展示了他们遭遇的不平等：公司老板的怠慢、假日休闲的丧失、被盘剥的薪水。 影片片头是刚到台北机场的菲律宾移工Dado，当他憧憬着未来老板的模样时，却在卫生间偶遇工人老乡，这位老乡正手戴镣铐准备遣返故乡。这给影片整体轻松幽默的风格灌注了一层与社会现实紧密相联的严肃底色。有人憧憬致富的美好前景，有人却触犯了劳工规定被遣返回乡，也许回乡才是更值得盼望的前途呵。剧中的另一主人公是Mauel，一个年轻幽默从事体力劳动的菲律宾单身工人。导演从Dado和Mauel两个背井离乡的男性工人入手，透视着外籍劳工的生活、工作，以及对休假、休闲甚至情感的需求。Dado和Mauel代表了外籍劳工们的休闲方式：教堂、逛街、寻找或者约会女友。《台北星期天》正是围绕着Dado和Mauel休假的一天展开，Mauel梦想将沙发放到宿舍房顶天台就可以夜间聚会。沙发不只是舒服的落脚处，更是一种在烦闷的重体力劳动之后对休闲生活的渴望，躺在沙发上喝酒、唱歌、看异乡夜空。Mauel在影片开头天台的一次闲谈中说“我们这里就缺一张沙发，简单好看的经典款，坐起来又柔软又舒服。收工后，我可以在这儿休息，看着天上的星星，然后畅饮一口冰啤酒。真是太赞了，太完美了。”Mauel没有说出的是他脑中开始的美好想象，电影镜头平移给出了这个“想象性的画面”：霓虹灯装饰下的夜幕中的天台显得柔情浪漫，红色皮质沙发上是Mauel和他梦想的女孩在热情接吻。但这“美梦”很快被Dado叫醒。电影中另一场景更清晰地呈现了这种渴望：一个休息日，Dado和Mauel外出，走在台北街头，突然两人同时被一张巨大的广告牌吸引而停下脚步，摄影机先是虚焦摄影，伴随着两人的专注，再清晰对焦，内心的渴望越发清晰，广告内容恰是红色的皮沙发“只愿，一生一世就这样依偎在你身旁……”美好的白日梦再度浮现，Mauel梦想在红色的沙发上与梦中情人亲昵，Dado则想象着跟妻子女儿相互依偎在沙发上，享受美好的家庭生活。“当你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宿舍，手里拿着冰凉的台湾啤酒，整个屋顶都是属于你的……然后你不禁问自己，如果上面是天堂？那我身在何处？如果我已经身在天堂，那上面又是哪里？”两人决定将“偶遇的”沙发搬回宿舍。两人搬着耀眼的红色沙发穿梭于台北市区，支撑他们的力量是夏日阳台上的“白日梦”，是工作之余的休闲生活，弹吉他、打鼓、喝酒、聊天，享受劳动之后的休闲娱乐。在影片结尾，夜色下的基隆河水令两人想起在菲律宾组建乐队的日子，失意的Mauel得到Dado的鼓励，镜头给出了一个梦境般的结尾，两人以沙发为舟，徜徉在基隆河水中，谈着吉他打着手鼓，唱着欢快的菲律宾歌曲。天亮之后，两人回到现实，影片给出了那个真实的“现实情境”，晚归迟到，两人丢下沙发落寞地坐着巴士回工厂，接着可能是被处罚、遭遣返，被迫回到家乡。而那个美好的“沙发白日梦”只不过是一个美丽的泡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