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820(2015)02-0114-06 改革开放之前的电影之于新疆，尽管本土电影(本土电影制片厂生产的影片)制作基础薄弱，但依赖其他电影制片厂的支持与合作，本文意义上的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①却异军突起。“十七年”全国共拍摄的11部新疆少数民族题材影片，在整个新中国“十七年”电影语境中代表了“少数民族题材影片”的完整风貌。 一、意识形态的复制 复制“成功”影片的意识形态，成为“十七年”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创作的捷径。新中国成立之初，路易.阿尔都塞所谓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在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最大限度地“合法化”表述，使之成为“政治电影”——一种由政府投资、电影局指令、制片厂拍摄的维护政府权威、构建政权合法性的电影，其极强的政治性、领导意志和多变性导致政治经济政策和民族政策的影像化。 因对“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把握不当而遭“停映”的《内蒙春光》(1950)，在对中央研究提出的“五条意见”[1]修改后，最终由毛泽东更名为《内蒙人民的胜利》恢复公映。复映，不仅仅是片名的修改，关键是承接了党《关于电影工作的指示》精神，符合党的民族政策的基调。1955年摄制的《哈森与加米拉》成功复制了此基调，影片在主题及人物塑造技巧方面与其极为相似。事实上，剧本在创作过程中差点被“枪毙”，编剧王玉胡说，“一位领导人的审查意见：剧本中牧主头人的形象，恐对民族上层人士的统战政策不利，作为文学作品发表阅读尚可，拍成电影付诸视觉形象影响不好，云云。”[2]后来，在中宣部部长习仲勋的批示下，王玉胡修改了剧本中牧主头人的形象，影片才开拍。牧主头人(居奴斯巴依)的塑造基本上是沿用《内蒙人民的胜利》中的做法——采取中立的立场，戏份不多但作用重大。居奴斯巴依的犹豫不决、进退两难与《内蒙人民的胜利》中的王爷道尔基如出一辙。特别是最后一场戏，国民党杜团长试图将居奴斯巴依的部落一起带往深山老林负隅顽抗，通过污蔑共产党民族宗教政策的方式拉拢居奴斯，此时，进步人士也在做居奴斯的工作，而居奴斯的表现与以往骄横霸气完全不同，关键时刻进退两难，两不得罪的和事老。为符合情节逻辑，影片还把居奴斯巴依的罪行全部转移到了国民党的走狗“达代”身上——哈森与加米拉的悲惨命运都由其来造成，甚至居奴斯的所有行动都由他来支配。这一点，也与《内蒙人民的胜利》相似——道尔基罪不可杀，而将他的罪行转移到国民党特务“杨先生”和吐素拉格其的身上，道尔基最终醒悟。可以说，两部影片尽管表现民族不同，但叙事基本相同，也都很好地图解了党和政府的少数民族政策，以民族内部矛盾代替党派和阶级之间的斗争更有利于民族团结与国家统一。 另一部复制意识形态较成功的影片是《两代人》。它是对1959年内蒙古电影制片厂《草原晨曲》的复制，一个本质上展示“三段论”式的民族团结主旨影片：汉、蒙民族共同抗日，共同建设家园及抚育后代，孩子与亲生父母相认。特别是“汉族孩子双重民族身份”的情节成为影片的成功之处，并奠定了此类影片的情节规范。1960年的《两代人》成功承接这一模式使这一主题更为完善。为实现宣传民族团结目的，血缘关系、民族身份在影片中都不是问题，抚养艾里长大的维吾尔族阿西木大爷之所以阻止艾里作为突击队员翻越莫顶山，仅仅因为他是汉族烈士遗孤：“同志们，艾里是个孤儿，他是汉族同志的亲骨肉，不是我有私心，是这孩子活得不容易，他的父母为了党，为了我们，死在盛世才的监狱里，所剩下的就是这么一点点骨血。十几年来我水里火里吃苦受累，都是为了他。”这番话语道出了影片的叙事策略，儿子与母亲，少数民族与汉族，少数民族与国家之间“隐喻”性的关系。当最后母子相认之时，母亲孟英对群众说：“抚养他教育他的是党，是你们，孩子不是我一个人的，应该把他交给党，交给人民。”对儿子说：“党是你最伟大的母亲”。艾里有着维吾尔族和汉族的双重身份，艾里对亲生母亲的认同，隐喻着维吾尔族和汉族群众对党的认同，对新生国家的认同。“这一叙事策略的核心是隐去了各民族的特殊性，代之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般性——抗御外敌、反对剥削、争取自由，进而赋予不同民族人民共同的历史，并借此建构起了中华民族的共同体观念”[3]。所以，所谓的“两代人”，是社会主义新型家庭关系的两代人，是跨越民族关系的两代人，两代人都为新疆的解放与建设做出了卓越贡献。 二、叙事结构功能化 意识形态的操控带来叙事结构的功能化。当列宁将意识形态一分为二——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和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的时候，已经明确将前者先验地认定为虚假的、歪曲的，后者则是科学的、理性的。而且，列宁和毛泽东都认为，意识形态是有阶级性的工具，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斗争绝无调和的余地。这导致二元对立思维模式成为作为权利分析的意识形态最典型的特征。正如杰姆逊所说，“只要出现一个二项对立式的东西，就出现了意识形态，可以说二项对立是意识形态的主要形式。”[4]意识形态的两项对立往往借由叙事和再现的惯例组合催生出叙事模式的“二元对立”类型，即在文本的政治经济权力网络中人物、视角、声音的选择与对立。 (一)角色设计 在话语叙事之上建构符号深层结构的格雷马斯“符号矩阵”[5]为我们提供一种对此种类型的认知模式。借用“符号矩阵”，我们可以将“十七年”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的人物关系置换(见图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