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众所周知，经济高速增长与环境迅速恶化已经成为中国经验的一体两面。在经济增长与环境恶化并行的过程中，受害农民向污染企业、国家机构、新闻媒体或民间组织做出的信访、投诉、诉讼、示威、阻挠生产等抗争行为剧增。几乎在同一过程，我国的环保法律政策不断完善，环境保护在政治话语中的地位日益提升。然而，统计数据、媒体报道、实地调查却表明，农民的抗争行为大多未能有效阻止环境侵害的继续发生、挽回所受的损失或实现其抗争诉求。由此而来的困惑是：当下环境保护日益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受害农民为何难以通过制度化或非制度化的抗争方式实现自身的权利救济？究竟是什么因素在压抑或阻碍农民合法诉求的有效表达和真正实现？ 张玉林通过对浙江三起环境群体性事件的研究指出，农村环境持续恶化和农民抗争失败的根源在于中国独特的政经一体化开发机制。[1]与张玉林的结论相似，罗亚娟认为农民的制度化或非制度化抗争均未取得预期目标的根源在于当前中国的政绩考核机制和政治体制。[2]诉讼、信访、投诉、寻求专家学者和民间环境组织帮助等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无助于解决农民的环境维权问题，在朱海忠看来，其根源在于政治机会结构(political opportunity structure)的内在缺陷。[3]在依法治国的语境中，法律似乎是公民最有力的武器。黄家亮和司开玲的田野调查则发现了农民环境诉讼所面临的困境。黄家亮以华南P县的一起大规模环境诉讼案件为分析对象，指出通过集团诉讼这种方式进行环境维权面临着集体行动的“搭便车困境”，农民维权的“合法性困境”，司法诉讼的“体制性困境”和法律逻辑下的“环境权困境”[4]。司开玲认为，在政府主导的开发机制下，农民环境诉讼所面对的主要困难将来自于如何证明自己是污染受害者，如何获得证据的合法性。[5]陈占江和包智明在对湖南易村农民环境抗争的形式演变和策略转换进行了梳理，指出农民终难突破以发展主义为取向的经济制度与威权性格的政治制度之间高度同构而形成的特殊政治机会结构的桎梏。[6]上述研究倾向于从国家层面寻找农民环境抗争通常难以成功的根源。与之不同的是，张玉林在解读大量案例时发现农民环境抗争的成败并不完全取决于国家，村庄的内部分裂和外部无援降低了抗争成功的可能性。[7] 综而观之，既有研究基本采取的是“国家与农民”的二分范式，在将国家与农民对立起来的同时强调了前者对后者的单向度制约。事实上，国家和农民均是理性的行动主体且各自内部又有着一定的分化或分歧。无论是强调国家的强大，还是着眼于农民的弱小，这种“强国家弱社会”的分析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国家与农民在复杂的互动过程中所形成的权力结构对农民抗争的发生与演变、结果与后果的影响，遮蔽了影响和制约农民环境抗争的深层机制。基于这一判断，本文拟以湖南易村发生的一起被村民称之为“大行动”的集体抗争事件为个案，通过对这一抗争剧目的“前台”和“后台”的展演和呈现，从中探寻农民环境抗争陷入困境而难以成功的结构根源和掣肘机制。本文资料主要来自笔者于2011年3-10月在易村所做的实地调查，所涉及的人名和地名均遵循学术惯例做了匿名化处理。 二、案例呈现：“大行动”的背景与过程 易村距X市城区约15公里，濒临湘江，是一个以打工经济为主的外向型村庄。该村人口1980余人，田地近1000亩。村庄周边建有一家工业园。该工业园于1950年建立第一家工厂，发展至今已拥有近40家企业，近万名职工。该工业园是以生产无机盐、无机颜料、农药、化肥、基本无机酸碱、有机化工原料、颜料及中间体、化学助剂、橡胶制品等产品的精细化工和新兴材料生产基地，在X市经济版图中占有重要地位。20世纪50年代以来尤其是90年代之后，企业排放的废水、废气、废渣对湘江及周边地下水、土壤、空气等产生极大的污染。饱受侵害的农民多次采取信访、投诉、堵路、拉电闸、堵管道、封门甚至与企业员工发生肢体冲突等制度化或非制度化抗争形式。经过抗争，易村农民争取到每人每天0.3元的蔬菜补偿，距工业园区最近的十几家农户装上了自来水，工业园区承诺对受污农田进行赔偿并签订了协议。村民要求工业园区改善环境、减少污染、提高赔偿甚或搬离该地的愿望一直没有实现，压抑之情和怨恨之绪在隐忍中发酵。易村农民的“大行动”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爆发。 1.动员与组织 2010年6月，X市炎热异常，久旱无雨。易村农民种植的农作物，尤其是辣椒、丝瓜、苦瓜、豆角、白薯、韭菜、葱等蔬菜发生大面积枯萎或枯死，工业园区附近已有三棵树于这个夏天被彻底熏死。在市区一家建筑工地打工的易国强因天气过于炎热回家休息。回到家中的易国强发现距离自家对面不足千米的工业园排污比以前更为严重。夜间，易国强将门窗全部紧闭仍无法阻挡“毒气”进入，睡在隔壁的孙子啼哭不止。当过村干部、经过商、打过工、上过访、打过官司的易国强怒火中烧，连夜找了几位村民商议如何动员村民集体抗议工厂排污之事。易国强与其他6位村民分别到村民家中秘密动员，很多村民明确表示对抗争不抱任何希望而不愿参加。易国强等人及时调整策略，向村民承诺工厂赔钱后凡参与者人人有份，不参与者一文不给；一天排3班，每一个班为8个小时，每个班记一个工分，每工分折算48元。为防止村民中途撤出，他们规定凡中途缺席一次者已有的工分全部作废；凡参加堵路者，其家庭成员按人头平分堵路要到的赔偿款。经过三天的秘密动员，易村300多名农民表示愿意参加堵路行动。在整个过程中，组织者与村民达成秘密协议，承诺关于堵路行动的任何信息均不能向第三方透露，以防泄密导致行动流产。6月29日凌晨五点，易国强等人找了三辆铲车，把联接工业园区与市区的三条道路全部挖断。在每条道路的断裂处，分别由村民轮流静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