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民国时期中国现代文化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节点，就是全民抗战时期中国文化发展的机制与形态。抗日战争的烽火，并没有终结中国现代文化的建设和发展。故宫文物有组织的保存与迁移、以西南联大为代表的战时文化精英与后续人才的保护与培育，只是其中有目共睹的一个文化现象。政治上统一战线的建立，意识形态上的求同存异，使得民国政府的战时体制较之严酷的党政一体的30年代的政治形态有了些许的松动与缝隙。在相对开放而又具有某种举国效应的独特的战时体制下，昔日一些民间组织和艺术家个体无法实施的宏大的雄心勃勃的理论建设的设想，在当时执政的国民政府对于抗战文化总体战略的规划中得到了部分的实现。抗战时期，作为大后方的两个最主要的国营电影制片厂、也是抗战电影的重要制作基地——中国电影制片厂(隶属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和中央电影摄影场(隶属于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开始了全方位的电影文化建设，包括一系列有关电影理论建设的举措。 早在全面抗战伊始的1937年，大后方就成立了“中国文化建设协会”，着手抗战时期文化建设事业的开展。1940年12月7日国民政府机关报“《中央日报》”创办、了副刊《每周电影》，在创刊号的《编者致词》中确立了当局对于抗战建国的电影事业和电影理论的批判、建设、介绍的三大战略主张： 为了今日电影工作尚未是抗战过程中坚强的一环，我们需要检讨过去的缺憾何在——批判的；为了给予合理的改进——建设的；同时更为了使各方面明白今日电影工作者的动向如何——所以也是介绍的。这也可说是发刊本版的一点旨趣。 《每周电影》发刊的次年，即1941年，在中国电影制片厂厂长郑用之、罗静予等人的主持下，一套规模宏大的中国电影文化丛刊正在紧张的规划中。该丛刊由郑用之主编，共分行政、技术、艺术、业务、剧本、史实、教育电影、常识八大部分共40种著作。这在中国电影史第一次自觉而完整地提出并勾画“电影文化”的理念和其基本的结构和元素，这是中国人电影观念的一次飞跃。郑用之在1941年10月撰写了《中国电影文化丛刊发刊致词》，将当局发起《中国电影文化丛刊》的意图做了明确的阐述： 同人今愿以最大热忱，庆幸此项丛书之得以出版：第一，此乃表示国营电影事业与商营电影事业之截然分界点，因目前商营电影事业无力注意于同人技能常识之修养，更无顾及国家民族电影文化水准之提高；第二，此乃表示电影事业在政府提携扶持之下，行将有惊人之飞跃，新生的干部，学术化的技能，欣赏力高的观众，将为新中国的电影文化准备迅速成长之沃土；第三，此亦将为电影从业员今后工作态度更较严肃之发轫点，过去影人生活的糜烂已为神圣抗战的崇高情绪所冲洗，但散漫精神的振作，则尚有待于学术的修养与熏陶，如此方可谓不负此电影武器，真正竭尽所能为抗战建国而服务。 《电影小丛书》的出版是抗战时期影坛的又一重大之举。与官方发起的《中国电影文化丛刊》相比，《电影小丛书》的出版规模要小好多，但《电影小丛书》的课题学术意味较强，而且规划的所有研究课题基本上都已完成出版，这在抗战初期艰难动荡的战争环境中是难能可贵的。由于《电影小丛书》出版的政府背景，也可以看作是战时体制内中国电影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举措。 《电影小丛书》策划于抗战爆发前夕，原先是实施国民政府“教育电影”主流电影文化规划的一部分。1938年，仓促迁至长沙的商务印书馆在战乱中出版了一套战前已经开始撰写的我国最早的系统的大型《电影小丛书》。①商务印书馆早在上世纪一二十年代之交曾经为中国电影业留下两个筚路蓝缕的开创性业绩：早在1918年左右就分别出版了孙毓修和徐应昶编纂的《活动影戏》，来普及电影知识，这可能是中国出版界最早的电影书籍；而推动中国民族电影产业飞速发展的中国第一部长故事片《阎瑞生》也是商务印书馆活动影戏部具体组织拍摄的。由于这一执中国出版业牛耳的商界巨擘看准了电影这一新兴艺术的远大的发展前景。商务印书馆长期坚持不懈地组织并支持电影理论的学术研究事业，成为中国电影史上的佳话。1926年7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由郑心南编著的《电影艺术》一书，并辑入《万有文库》第1集，1933年4月再版，辑入《百科小丛书》第一百一十九种，而《万有文库》和《百科小丛书》正是商务印书馆被称为“新式丛书的出版者”的标志。②接着于1930年3月出版了徐应昶编著的《活动电影》。1935年12月还出版了贝仲圭所译的《电影鉴赏法》。30年代末，王云五主持下的商务印书馆参与了国民政府当局的“教育电影”的出版规划。1936年4月，出版了徐公美所著《日本电影教育考察记》；1936年7月商务印书馆连续出版了宗亮东编著的《教育电影概论》和谷剑尘编著的《电影剧本作法》，后者被列入“百科小丛书”。1937年陈友松编译的《有声的教育电影》和徐公美所著的《电影场》一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后者于1937年6月出版后被列入《社会教育小丛书》。大概在这前后，即抗战全面爆发前夕，商务印书馆即着手进行《电影小丛书》的组稿和出版工作。整部《丛书》由徐公美主编，带有浓厚的官方色彩。③ 《电影小丛书》共14种，基本都脱稿于抗战前夕，于1938年5月至7月按原有计划在长沙集中推出，《丛书》涉及电影制作与电影理论研究的广泛领域。《丛书》的体例分“史”“论”“法”3类，其中，“史”1种，“论”8种，“法”5种，理论和具体技巧方法各有其不同的侧重面，从中可以看出《丛书》整体的设计和布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