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导言 1990年代吉鲁(H.Giroux)曾提出，转向文化研究可以丰富、革新教育学研究的理论路径。[1]本文将已故台湾“新电影运动”先锋杨德昌及其作品作为研究对象，是为了实验由文化研究入手探索教育研究新路径。杨德昌电影作品恰好是很值得研究的“文化”，具有丰富深刻的“教育”内涵，其丰富深刻源自杨德昌对于当代中国社会变迁长期深入的独立观察与思考。关于杨德昌的独立观察与思考，业界已有许多认可。法国导演阿萨亚斯曾指出，杨德昌一直在“以中国独立制片的方式来见证中国的历史性转变”。自1994年推出《独立时代》起，杨德昌便“沉迷于思考社会转型，并且在找寻解决的办法”。[2]与杨德昌携手发起“新电影运动”的吴念真也提到，杨德昌的电影“是在写论文，而非描述”[3]。 对于杨德昌丰富深刻的独立观察与思考，电影及文化评论界自黄建业发起杨德昌电影研究以来已有许多分析。美国华裔文化理论家张诵圣认为杨德昌很善于考察“全球化”进程，并提请理论界留意杨德昌电影“对于资本主义现代性如何在20世纪末降临于一个前第三世界地区的种种，做出富有个人意义的美学反思”[4]。法国电影评论家付东把杨德昌看作“生命哲学”家，强调杨德昌“始终用电影创作来探索个人和集体的状态，以一种批判的建构方式使人明白，我们究竟生活在一个怎样的世界，什么才是生命的源动力”[5]。本土评论家林文淇认为杨德昌电影在思考“国族身份认同”问题[6]。这些视角不一的分析证明，杨德昌对于当代社会转型及问题做了许多值得理论界珍视的观察与思考。 然而在笔者看来，上述各家解读均忽视了杨德昌并非为观察而观察、为思考而思考，而是为了实践其教育关切；因为忽视这一点，各家均未探讨杨德昌电影所表达的那种由深入的社会观察与思考构成的教育探索与实验。然而，弥补文化评论界对杨德昌电影研究的教育视角缺失并非本文本责所在，笔者考察杨德昌电影中的“教育”内涵是为了实验由文化研究入手探索教育研究新路径，从而推进教育理论界的文化研究及教育理论革新努力。放眼本土教育理论界可以看到，1990年，丁钢提倡文化研究，使教育理论可以延续、深化当时人文思想界的“文化问题”讨论[7]；叶澜在2004年呼吁教育学者“积极主动地投入到文化研究中去”，以突破长期以来“研究范围主要局限于普通教育中的中小学教育和学校教育”[8]。但这些开拓与呼吁并未改变教育理论界对于“中小学”的习惯性依赖，教育理论界至今未像人文理论界那样形成显著的“文化研究”气候。 由上可见，考察杨德昌电影的“教育”内涵，既可以丰富文化批评界相关研究的理论视角，又能为本土教育理论界通过“文化研究”寻求教育理论之新生开辟可行的进路。当然，正如文化评论界从杨德昌电影中看出丰富的理论内涵，杨德昌电影的“教育”内涵同样可从不同维度加以提炼，如学校教育批判、生命哲学教育等，都是可行的维度。本文所要做的乃是从都市教育入手，以“新台北三部曲”为例，揭示杨德昌的都市教育努力。其基本假设是：杨德昌自一开始便将教育作为其电影实践的内在关切，从《独立时代》起，杨德昌更是公开表明，他的电影实践就是通过批判都市社会转型，提请人们关注都市富裕之后的教育缺失问题；他又在保留都市社会批判的基础上，从正常都市个体的日常人生入手，提出了新的都市教育问题，并最终贡献了“都市生命美学教育”，这些教育实验均可以为发展本土都市教育研究提供有益的议题参照。 二、“新台北三部曲”的诞生及其教育关切 1980年代初，新一代电影人在台湾掀起了“新电影运动”，侯孝贤和杨德昌是这场运动的中心人物。两人均出生于1947年，与侯孝贤毕业于艺专电影科、很早进入电影厂做学徒不同，杨德昌早年所读的专业是控制工程，之后于1970年前往美国佛罗里达州立大学，攻读计算机硕士。直到而立之年，杨德昌仍没有电影从业经历，他只是很想拍电影。他在硕士毕业后曾转入南加州大学修读电影，但他发现那里的“课程满是好莱坞习气”，“没多久便愤而求去”。[9]1974年，凭借计算机硕士文凭，杨德昌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找到一份自由且薪酬颇高的电脑工程师工作，只要安心做下去，便可以顺利成为“中产阶级”。但到1980年，杨德昌还是觉得自己这一生真正有意义的事是拍电影，像德国新电影导演赫尔佐格(W.Herzog)那样，将自己的见闻及思考搬上银幕。[10] 杨德昌因此和詹宏志、侯孝贤、吴念真等走到了一起。1980年代初恰逢台湾电影界试图革新，亟需可以拍出新型电影的年轻导演，杨德昌等人可谓大有机会。这些年轻人开拓电影新路的决心又很强烈，而且非常看重自己的独立创作。尤其杨德昌，“那时候他有一件招牌的T恤，上面并排写着：‘Herzog，Bresson，Yang’(赫尔佐格、布列松、杨德昌)。在一部电影都没有拍过的时候，他就敢这么穿了起来”[11]。这是吴念真对杨德昌的第一印象。很难想象杨德昌当初哪来那么大的底气，但杨德昌却坚信自己能让“观众看到不一样的东西”[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