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年来的一些国产电影，尤其是几部由国内著名导演及其所在公司全力打造、重磅推出的大片中，出现了一些引人注目的西方人角色。这些角色多由好莱坞一线影星出演，在影片中起到组织叙事和推动情节发展的重要作用。 好莱坞当红小生克里斯蒂安·贝尔扮演的入殓师约翰，是张艺谋导演的电影《金陵十三钗》中主要的西方人角色、唯一的男主角、一个从头至尾贯穿于影片始终的西方符号。 在严歌苓的同名小说原著中原先有两个“西方”人物：一位是天主教堂的主教英格曼，一位传统意义上的天主教神父，六十多岁的年纪，仁慈、端肃、笃行上帝；另一位神父法比·阿多那多，虽是白种人，但有些“假洋鬼子”的味道。有评论认为电影《金陵十三钗》中的男主人公约翰是英格曼神父与法比这两位的“合体”，但事实上，除了是白人这一点，约翰身上与严歌苓笔下的两位神父没有什么共性，可以说是电影全新打造的一个人物。 而冯小刚导演的电影《一九四二》中的两位西方角色都源于历史上的真实人物。一位是白修德(Theodore Harold White)，著名犹太裔美国记者，在哈佛大学毕业后来到中国，在抗日战争时期采写了大量关于中国战场的报道，访问延安后写出影响巨大的名著《中国的惊雷》。另一位是托马斯·梅甘神父，当时在河南洛阳主持当地天主教会的主教，白修德在回忆录中多次提到这位神父。这两位西方角色在影片中的戏份不尽相同：电影给了白修德以充分的描写，从各个角度展现了他围绕河南大饥荒而展开的一连串行为；相比之下，对于梅甘神父的刻画则轻描淡写、语焉不详。 同为主要角色，《金陵十三钗》中的约翰与《一九四二》中的白修德，都被中国导演塑造为阳刚、理性、道德、强健、进步的男性形象，展现出令人难忘的主动性和行动力。以《金陵十三钗》为例。影片开始，伴随着影片叙事者书娟的一口南京土话的旁白，银幕上出现了各色人等奔跑逃命的场景，故事中的主要人物依次登场：先是书娟和她的两个女同学，再是以李教官为首的十几位国民党士兵，一匹白马拖着大车出现，迷雾中显出车上脂浓粉艳的秦淮妓女，马车远去，一位白人男士、也就是约翰出现在观众的视野之中。与其他成群结队的逃命者不同，他单枪匹马、行为矫健，镜头跟随他的双脚毫不犹豫地跨过一具具中国人的尸体，也不忘给他面部几个特写以显示他的人种属性。日军逼近，这个白人男子忙乱中失足落进一大堆面粉，于是他的帽子、衣服、裤子、皮肤乃至睫毛上全都沾满了面粉，成了一个更为彻底、纯粹的“白人”。稍后，当他跟随女学生书娟走进影片故事的发生地、文彻斯特大教堂，观众了解了他的职业身份——一位入殓师，更发现，在这个人人都在仓皇逃命的南京破城之日，他在街头的奔跑竟是为了工作、赚钱。 作为教堂内避难人群中唯一的中国男性，陈乔治对于约翰的最初定位，是一个“二流子”；然而，尽管对约翰的道德品行身为鄙夷，乔治却将其奉为上宾，并直接向对方寻求帮助：“你会修卡车吗？明天，请修好卡车，帮我们离开这里。”好像对方是个洋人这一点，就一定会修卡车。而影片最终告诉观众，他真的会修卡车；事实上，他简直无所不能：他文能做面包(面粉还是他从枪林弹雨中获得的)，武能修卡车(开车当然更不在话下)；作为一个“男人”，他会逢场作戏，也会情有独钟；作为一个人殓师，他能把妓女化妆成女学生，也会把男孩子伪装成少女；面对日本军队，他懂得以贿赂下级士兵的方式获取通行，也会用委婉的抒情争取高级军官的同情……总之，一个全能的行动者。 与约翰相比，《一九四二》中白修德也是一个充满个性的行为主体，而且似乎更具有男子汉气概与英雄主义；这种品质不但与片中的中国男性角色形成强烈反差，也强过该人物在历史中的原型。根据白修德本人的记载，他与摄影记者哈里森·福尔曼结伴深入河南灾区，伴随着采访的进程，他震惊自己变得“冷酷无情”“越来越麻木不仁”；很快，他就学会了“飞快地跃马穿过人群”，“有时还用马鞭把人们的手挡开”，因为“如果他们吃掉你的马，你就不得不同饥饿的他们一同步行”①。然而影片却安排白修德牵着一头毛驴、孤身深入灾区，向饥饿的中国孩子分发饼干。当老东家/栓柱/瞎鹿一行人——三个中国男人为了偷驴而向他发动攻击时，这位看似弱不禁风的洋人一个回合就把能以一己之力打败好几位国民党士兵的长工栓柱掀翻在地。 当然，白修德更为重要的行动力，表现在他不仅“下慰民望”，而且还“上答天心”。《一九四二》以平行的方式展现了当时中国社会的两个世界——官与民的世界，这两个世界独自运行、互不干扰，几乎没有任何的“相遇”和“交集”②，而白修德则承担了这“上”“下”两个世界的通道。他努力向国民党官员探听河南灾荒的真相；他义无反顾地深入灾区，以令人尊敬的新闻专业主义在现场获得第一手素材；最后，他直面中国最高领导人蒋介石，“打动”了当时中国最有权势的人，让政府发动了救灾。在影片的叙事框架中，这位美国记者是当时河南灾民的大救星，且是唯一的救星，就像作家刘震云在《温故一九四二》写的那样：“一九四二年的河南大灾荒，已经没有人关心。当时的领袖不关心，政府不关心，各级官员在倒卖粮食发灾难财，灾民自己在大批死去，没死的留下的五十年后的老灾民，也对当年处以漠然的态度。这时，唯有一个外国人，《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倒在关心着这片饥荒的土地和三百万饿死的人。自己的事情，自己这样的态度，自己的事情让别人关心、同情，说起来让五十年后的我都感到脸红。”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