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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波德维尔的“后理论”与“重建电影研究”的观点，是在阿尔都塞、拉康等哲学思想家影响下发展起来的电影“宏大理论”。他的这一论述包括其“中间层面”的电影研究，近来受到了文化理论家齐泽克的一系列电影观点的挑战与质疑。本文聚焦于这一场“理论-后理论”的争论，通过对波德维尔对“1975电影理论”的批评、齐泽克为“理论一辩”并开拓的电影新理论的分析，来力图呈现西方当代电影理论生产的困境与新机遇。
)对大卫·波德维尔的批判为切入点，通过梳理双方针锋相对的观点立场，以及各自研究所呈现的问题乃至困境，探讨“理论之后”电影理论建构与发展的新可能。 一、齐泽克：理论还是后理论 《真实泪水的惊恐：理论与后理论之间的基耶洛夫斯基》一书的第一句话，就是齐泽克带有某种“真理效果”的调侃：“如果这本书在25年前，即‘结构马克思主义’最兴盛的年代里出版，书名无疑应该叫做《电影领域的阶级斗争》”，而斗争的双方，则被称为“理论”与“后理论”： 让我们从陈述一个显著的、在法国被称为一个真实政治的问题开始：用一个恰当但老旧的毛泽东式术语来形容，今天电影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歧，存在于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后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社会批评/文化研究等被对手讽刺为“理论”的东西与他们的对手“后理论”之间。其中的“理论”，当然远非一个统一的整体，毋宁是维特根斯坦所谓的“家族相似”，而所谓的“后理论”，则是认知主义和/或复古主义者们对于这种理论的回击。[3]1 齐泽克所指称的“后理论”，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现在电影研究中的一种新趋势，其主要代表人物为大卫·波德维尔和诺埃尔·卡罗尔等人。齐泽克极为不认可“后理论”诸位学者的观点。他回应后理论学派/认知主义电影学者的批判，并在三个方向上对其展开探讨与质疑。针对波德维尔对宏大理论的指责，齐泽克首先进行了为“理论一辩”的工作；其次齐泽克指出，“后理论”在分析路径与知识生产范式上存在着重大问题。如果理论生产在今天面临着重重困境，那么“后理论”也绝对不是可以取代理论的崭新道路与方法。在此基础上，齐泽克以自己对于波兰导演基耶洛夫斯基作品的研究，试图探索和推动电影理论建构与发展的新可能。 (一)齐泽克：为理论一辩 针对波德维尔对“宏大理论”的分析与批判，齐泽克指出，首先波德维尔对于所谓“宏大理论的嬗变”的概括是戏仿与漫画式的；其次波德维尔与宏大理论分享的共同思考起点，事实上比他自己想象的更多。 齐泽克认为，尽管波德维尔在进行严肃的学术写作，但事实上他对于宏大理论的表述及勾勒，是戏仿式的，波德维尔恰恰采取了他所厌弃的后现代式描摹，对阿尔都塞等人的理论进行了漫画版本的处理。齐泽克将波德维尔的写作与“索卡尔-社会文本事件”[4]相提并论，后者通过后现代戏仿制造了一场文化骗局，以此达成对于文化研究的批判目的，波德维尔采取的策略如出一辙：“这同样适于后理论对理论的大多数攻击，他们形容为理论的东西，他们归结为理论的问题，读上去难道不是对拉康、阿尔都塞等人的一个滑稽而简化的漫画吗？难道你真会把诺埃尔·卡罗尔对于凝视理论家的形容当真？”[3]4 波德维尔一方面完全忽略了他所形容的“宏大理论”内部的诸多分歧，他所形容的攻占了整个高等电影研究与教育的“法国理论”，其内部并非亲密无间、携手并进，例如伯明翰文化研究对于《银幕》杂志的激烈批评，就被波德维尔有意(或无意)地隐匿起来了。另一方面他也拒绝对孕育了法国理论蓬勃生长和发展的社会语境与历史条件进行历史化的理解，而仅将其形容为“法国的人文科学思想是由名流与时尚所驱动的”[2]27。如果我们暂时忽略一位美国电影学者，对来自高卢的进口理论，表示出带有国族情绪的某种不满，那么波德维尔对于“宏大理论”之“大”的批判，事实上与当代法国哲学和批判理论之间，构成了一种有趣的错位。以法国理论家利奥塔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对所谓“宏大叙事”[5]的批判，其重要立足点在于瓦解西方传统形而上学，以新的建构主义视角，将“宏大叙事”解构为偶然的、不确定与非连续的。与之相较，波德维尔所命名的电影研究的“宏大理论”，一方面是指理论被提升为终极的参照系，成为指导所有电影研究的不刊之论，其影响力无所不在。另一方面则指“1975电影理论”几乎无所不包，以一种推理性联系试图涵盖广泛的社会文化生活。所以他将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等知识范式统统命之为“宏大理论”。正是在这一点上，波德维尔对宏大理论的攻击是自相矛盾的：他既攻击理论过分“巨大”的无所不包，又指责理论对于特定历史条件下权力关系的着迷： 后理论家们在两个截然相反而又彼此排斥的方向上指责理论的缺陷：一方面，理论是一个新版本的全球万物理论(TOE，The Theory of Everything)，与其相对的是声称所谓复数的理论：谦逊的、中层的、以经验为依据的可证实的研究项目。另一方面，理论卷入了以认识论的悬而未决为特征的历史相对主义，在这里理论家们不再问类似于“电影观念的本质是什么”的基本问题，他们只是把类似问题简单地归结为在特定情况下，所展开的历史主义反思，即某些概念是特定情境下的产物，并作为历史上特定权力关系的结果。这一自相矛盾的结果，正是后理论与文化研究共同分享的拒绝宏大的、形而上的万物理论，尽管两者是从不同的立场抵达这一共识的。只不过文化研究所采取的路径，不是中间层面的、以经验为依据的、可被证实的知识，而是历史的、相对的和地方性的知识。[3]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