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岛”时期的新华影业公司接纳了众多优秀的电影人才，以当时雄踞上海电影业界之首的影业巨头的姿态引导了“孤岛”影像奇观的建设①。它不仅丰富和发展了中国早期电影已有的的类型片种的创作，同时也开拓了如动画长片等中国电影类型的崭新领域。为了生计而不可避免地，新华影业公司出品的众多电影也有讨好市场和迎合观众的敷衍之作，但是客观而言，新华影业公司整体上较好地延续了上世纪20年代中国商业电影的脉络，并将之深掘和开拓，达到了一个电影公司在特殊时期发展的顶峰②。但是，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的爆发给上海电影界带来了巨大的改变，用童月娟的说法，就是“我们也面临了抉择”③。 童月娟所谓的“抉择”就是要么与日本合作拍片要么彻底放弃的二元选择。其实早在日寇铁骑初入上海之时，就已显露侵吞上海电影业的野心。1937年12月下旬，日本侵略军电影组人员邀请“新华”、“艺华”等电影公司的负责人宣布：上海各影业公司摄制或开映中国影片，事先必须到虹口东和电影院接受日军检查，通过后，可到日军占领区放映④。为了防备日本侵略者，张善琨把自己名下的三家公司均以美商名义重新在租界工部局登记注册。但是，日本和英美宣战之后，本来借着美日尚存的外交关系而托护于“美商”名义的中国联合电影制作公司这样挂着洋商招牌的电影公司，被日人视为“敌产”，反遭接管。当时，电影界的很多人只得放弃上海电影的资产，彻底不做了⑤。 日本方面屡次游说张善琨均遭失败，而这时负责上海电影接管事务的川喜多长政看到机会来临，就找张善琨谈话，这时张善琨躲避不了，只好见面。川喜多要他出来组织上海电影界，参加日方的电影机构。张善琨未作肯定表示⑥。 面对日本方面咄咄逼人的紧急情况，张善琨“找到了‘中统’方面的地下工作者——吴开先、蒋伯诚、吴绍澍几位先生，请教他们的意见。他们认为，正是因为大家都走。如果我们再走了，就真的没有人做中国电影了，那么，上海电影界就完全属于日本人的，中国电影就完全缺席，为了保住中国电影的命脉，维持电影工作的任务，政府希望在电影界有人能做。”⑦根据童月娟的说法，张善琨为重庆方面做在上海的工作由来已久，“从日本人没有打进租界以前，重庆方面的地下工作者就忙得不可开交，这时候，善琨已经开始帮一点忙了……这样不断的帮忙，善琨也成了地下工作的一份子。因为有了这样的身份，他更要帮重庆方面在上海的工作了。”⑧从新华在沦陷后的表现来看，张善琨的确接受了“中统”方面的指示，新华影业公司在危机四伏当中“留了下来”，同时也开始了走向沦陷的路途。这其中固然无法否认张善琨在个人方面的屈服的原因，但是客观上，作为历史的一个注脚，新华影业公司在上海电影史的撰述当中完全失落，并丧失了存在的立场。 一、个人经验与历史撰述 1939年3月，“中支那派遣军参谋部第四课长”高桥坦上校访问川喜多长政，其目的始于当时日本军要在“中支”，即以上海南京为中心的被日本军占领的地区通过电影想复兴民生并进行文化工作，将以设立一家电影公司。高桥就是请川喜多负责这家公司而来的。日本军之所以要选川喜多长政，一方面是因为进行人选的“内阁情报部”打听电影界领导层，他们大家全体一致推荐川喜多；而且川喜多是个中国通，中文非常好⑨。 川喜多后来在《我的履历书》上写当时的情况： 本来不想接受这项工作。因为我知道军部的方针和我的想法不一致。但，另一方面想如果我不去，到底谁去呢？要是那个人对中日关系没有信念也没有理解，他会听一部分的(疯狂)军人的话来做事。这样对中日两国都没有好处。因此，我提了条件：如果军部不要乱插嘴，大致上能够让我随心所欲进行公司运营，可以接受。(高桥)上校竟然全听我的要求了⑩。 川喜多长政此次到沪之时正是《木兰从军》在上海各家电影院线放映地如火如荼、大红大紫的时候。很快，日本计划用来控制整个上海电影业的“中华电影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影”)成立，“为了顺利地打开局面，川喜多没有在较为安全的日本人居住区虹口办公，而是插入孤岛，把办公室设置在位于共同租界的汉弥登大厦，开始进行中华电影公司的首项业务……而他看好的第一部影片就是在孤岛舆论独领风骚的《木兰从军》”(11)。成立之初的中华电影公司成立时已拥有日本占领地区的电影发行权，日本方面的负责人川喜多长政想以《木兰从军》打开中华电影公司的发行局面，而他的文化中立的坚定态度也使得新华公司得以在物资生产资料充足的条件下继续从事电影生产。当时川喜多长政对张善琨的承诺是： 第一，虽然无法避免日本军部审查影片，但如果审查过关，绝不改动影片的任何内容。 第二，提前支付片款。 第三，由于租界沦为孤岛后进口胶片困难，中华电影将从日本进口胶片和其他摄影所需的器材提供给中方(12)。 有电影研究者认为，川喜多长政的保证对于陷入困境的孤岛电影界来说，“无疑是有利无弊的。而张善琨向重庆方面汇报后，即接受了川喜多的条件。中华电影公司正式成立未满一个月，《木兰从军》就被运往南京做了特别公映，之后，该影片不仅走进了伪满洲和其他沦陷区的电影院”(13)。 以《木兰从军》这样寄寓强烈的爱国意识的电影打开了日军占领区的市场，日本的电影研究者认为，《木兰从军》之所以取得了那么的大成功，“这毫无疑义是民众借其故事想发泄他们的胸中郁愤”(14)。当时，由于《木兰从军》一片强烈的反抗意识，日军的审查果然发生争执，“军报道部(軍報道部)”支持放映，却“军事警察部(宪兵队)”彻底反对。结果“军报道部宣传班长(報道部宣伝班長)”、又是个小说家的伊地知进的主张：《木兰从军》和《教育诏书(教育勅语)》的一句“「发生紧急情况时，要对国家(社会)献给自己(一端缓急あれば义勇公に奉じ)」”的精神有相同之处，《木兰从军》是个爱国片；这终于使“军事警察部”同意了(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