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是一个自由港，长期实行自由竞争政策。有人说，香港是自由资本主义的最后堡垒和典范，但从香港的现实看，“自由”，不等于放任自流或政府对经济活动不做任何干预。实际上，在当今世界，没有任何政府干预的经济体系是不存在的，区别仅仅在于干预的方式、范围、程度有所差异而。香港的独特之处是政府实行的是以“积极不干预主义”为理论依据的自由经济政策。这一政策在香港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从“不干预主义”到“积极不干预主义”：香港政府经济管理哲学的演变 自1841年英国占领香港岛并宣布香港为自由港之日起，港英政府就一直实行自由经济政策，所以香港虽然长期缺乏政治民主，但却享有最大限度的经济自由。在市场上，自由定价、自由竞争；在贸易方面，自由进口、自由出口；在企业管理方面，自由决策、自由经营；在劳动就业方面，自由择业、自由流动；在资金方面，自由调进、自由调出；在货币方面，自由兑换、自由买卖等等。自由经济政策为香港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香港自由经济政策的源头，是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自由放任主义”。斯密在其名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即《国富论》）中指出：“每一个人，在其不违反正义的法律时，都应听其完全自由，让它采用自己的方法，追求自己的利益，以其劳动及资本和任何其他人或其他阶级相竞争。这样，君主们就被完全解除了监督私人产业、指导私人产业、使之最适合于社会利益的义务。若要履行这种义务，君主们极易陷于错误；要行之得当，恐不是人间智慧或知识所能做到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252页）香港作为英国统治地区，不能不受到斯密经济思想的影响。60年代担任港英政府财政司的郭伯伟在一次公开答辩中说过：“在本港经济的广泛领域里，我们应遵循的最好途径仍是19世纪中的’隐藏的手’，而非对具有敏感的机构，伸出笨拙的带有官僚主义的手指，特别是我们不许损害这一机构的总弹簧，那就是竞争性企业的自由。” 除了受自由放任主义影响以外，香港长期实行自由经济政策的深层原因是，香港经济作为高度开放的市场经济，极易受外来因素的影响，经济运行的可控性比较差，政府为抵消外来不利因素采取干预措施，不仅成本很高，而且往往收效不大。 本世纪60年代以前，港英政府奉行的自由经济政策，接近于亚当·斯密的自由放任主义，经济政策的基本取向是消极的、保守的，对经济运行过程缺乏积极推动。到了70年代，情况有所变化。一是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竞争加剧，并在某些行业产生垄断；二是经济规模不断扩大，经济运行速度加快，某些重要经济环节出现问题（如银行倒闭等）直接危及整个经济体系的稳定；三是社会贫富差距越拉越大，社会矛盾加剧，特别是住房问题日益突出。 1971年，夏鼎基担任了港英政府的财政司并以其独特的“积极不干预主义”理论和主张而成为香港70年代经济政策的设计者。“积极不干预”，迄今仍是香港政府的经济管理理念。夏鼎基是自由经济政策的坚定的信奉者，但他认为，“自由放任”不能充分解释香港经济的运作及政府对经济的态度，而且有误导性和负面含义，即对于现代复杂的社会、经济政治运作力量只能沉默地接受。他主张对经济运行过程进行必要的有限度的干预。 80年代先后出任财政司的彭励治、翟克诚，都沿袭夏鼎基的“积极不干预主义”。彭励治在任内提出“适者生存”的观点，即“成功者得享繁荣，失败者亦没有政府补助的支持”。[③]这实际上是对“积极不干预主义”的进一步的诠释。 “积极不干预主义”的政策含义 在夏鼎基看来，要获得经济成功，首先要“认识政府政策对一个经济体系的影响”，其次“必须有一套基本的理论去指导决策过程，而决策者也必须紧守这套理论。”在香港，指导政府决策的基本理论就是“积极不干预主义”。 “积极不干预主义”是夏鼎基1977年在立法局会议上正式提出来的，但比较系统的阐述见于1982年2月1日在伦敦所作的一次题为《政府政策与经济的成功》的演讲。他说： “在香港我们已发展出的一种理论，我们称之为积极不干预主义。这并非放任主义的另一花巧名目，或者是‘什么也不做’的态度的掩饰。积极不干预主义是指一种看法，认为一个政府如果试图计划分配私营部门可用的资源，和强行打击市场力量的运作，对一个经济体系的增长率，特别是一个以对外贸易为主的经济体系，通常是徒劳无功的和有害的，无论短期的后果是如何的令人难受。 “‘积极’这个形容词的含义至为重要。在面对一项干预主义的建议时，香港政府不会立即就认为这项建议根据定义，必然是不正确的。事实上，往往在权衡利害后，我们达到的结论大多是以不干预为佳。然而在所有情形下，决策都是以积极态度和三思而后作出的；而且在作出决策之前，必定会将直接的利益和代价（在可以有信心地预测的范围内），与建议的干预性行动可能会产生的中期影响相对衡量（包括在消除这些影响时，无可避免的困难）。” “要做到恰到好处并非容易事，因为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动态的世界中，所以理论也必须和实用主义调协。在任何一个特殊的情形下，秘诀都是避免受短期的困难困扰，因为假以时日，市场力量必然会为这些困难提供最佳的解决办法，以香港的经验来说，如果错误地运用干预主义政策去解决短期困难，无可避免的结果，就是市场力量不能发挥其纠正错误的效能，以致极可能导致出现一个情况，比这干预行动原先打算要消除的短期困难更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