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J905；J9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667(2014)04-0049-03 中国历史就是改朝换代的历史。以政权更替来划分历史，早已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史学界定方法。国家通史是这样，文学史也可以这样，电影史为何不能这样。电影在中国的历史虽短，但经历了两个国体政体完全不同的时期。一百年时间可以一分为二，新中国成立前电影是“民国电影”，新中国成立后的当然可称“共和国电影”。把“民国电影”作为中国电影史学研究一个专门学科，其合理性无可置疑。台湾延续了民国政府的统治，最早的电影人大都是从大陆过去的，影片在总体上与“民国电影”一脉相承，台湾电影实际上是“后民国电影”。如果说这有鼓吹“两个中国”的嫌疑，那么“台湾电影”的提法是不是在搞“台独”呢？ “民国电影”学科的提出和建立，是中国电影史研究的拓展和深化。它在突破传统研究建构和框架基础上，从新的角度，以新的思维，观照历史，书写历史，开辟中国电影史学新局面。“民国电影”的核心是“民国视野”，还原历史，回归现场，体现一种对民国时期社会生活的怀旧体验和电影想像。“民国电影”与整个民国机制紧密相联，政治、经济、文化、法律、教育、以至性别、族群等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电影的发展。把电影放回到原本的“大历史”中去，意味着承认并尊重民国社会现实的丰富性和复杂性。重新建构历史框架和研究思路，细致而深入研究电影与种种外部因素的内在联系和脉络，从而客观真实地再现民国电影历史。“民国电影”研究会丰富“民国史”研究，是“民国史”研究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史学研究进步的关键是观念的更新。近年来，出版发表了大量有关民国电影的学术著述，许多研究突破传统意识形态思维定势，摆脱阶级斗争史观的束缚，扩大视野，重新建构，确立新的史学概念和研究范式。通过广泛考察和深度挖掘，在对民国历史的记忆和还原中，揭示民国电影发展的内部、外部因素及其相互联系。本着自由独立的思想精神和认真负责的科学态度，不少论述大胆设想小心求证，提出了不同以往的分析和观点。特别是一些长期被误读甚至被刻意遮蔽的历史现象，受到质疑并作出新的解释，还历史本来面目。有个问题一直让人感到困惑，以往说国民党电检制度如何严厉，文化围剿如何恐怖，但在这种严酷的生存环境下，为何《狂流》《一江春水向东流》等左翼电影和进步电影竟能公映，甚至获得奖赏？从许多研究民国时期电检制度的著述中，我似乎找到了答案。其中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当时电检机构及制度尚不完善，完善后也并未行之有效；二是虽然强调训政党义，但长期实施的主要是禁止诲淫诲盗有辱国格，审查标准比较宽松和多元化；三是参与审查的虽有官员，但教育家、文学家和艺术家等文化人构成主体；还有一条，这些影片描写贫富不均社会不公和抗日救亡，是当时人皆关注的社会热点话题，与社会主流思想并无多大抵牾。这些论述客观公正，言之有据，起到排难解惑，以正视听的作用。“民国电影”研究带来新的信息和新的想像，也带来新的启发和新的思考。 以“民国视野”建构起来的“民国电影”史学研究，在促进电影史观发生重大转变的同时，也推动了研究方法的改革，呈现出多元并存的格局。 微观研究近年来越来越受到关注，它对历史现象进行显微镜式的观照，是以一种具体考察为基本特征、以个案分析为研究方法的史学形态。它专注于个别的、细小的、具体的对象，从细节切入，一步步接近历史深处，再现历史现场，重展历史生活的鲜活与多彩。无论是一个人物、一部作品，还是一条史实、一种现象，通过详细缜密的考证、类比、辨识、分析，发掘其内在真实性和相互关联，揭示其传达的文化信息。微观研究克服了宏大叙事难以避免的大而无当和抽象枯燥，是对宏观研究的反拨和颠覆，为电影研究提供另一种视角和方法。近些年来，一批年青有为的电影学者运用微观研究给中国电影特别是民国电影史学带来新的收获新的气象。他们的研究视野广阔，思维活跃，对具有特殊意义和历史价值的对象，或史实，或事件，或人物，或影片，或媒介，或文物，通过引经据典、文本读解、实地考察、访谈口述等，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论证和浓墨重彩的描述。涉及到民国电影的许多方面，开辟了全新的史学视阈，纠正了错误的历史结论，揭示了电影历史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为重写民国电影史提供了生动真实的历史背景。当然，史无定法，宏观微观也是相对的，是史学内部两种不同的思维和方法。微观辨析是宏观研究的细化和深入，宏观思维是对微观研究的整合和概括。“民国电影”的整体史，无疑将诞生于两者的结合与统一之中。 心态研究，目前电影研究中较少涉及。有学者提出，“某种程度上而言，新史学的诞生，是历史中的心态层面逐渐进入研究视野的结果”。所谓心态，是指在特定历史时期一定阶层、群体或个人有意无意间表现出来的生存状态、精神面貌以及行为方式，它形成于社会外部因素的综合影响，又反过来对历史进程发挥重要作用。马克思说过，文学发展不一定与社会发展相对应，动荡的社会反倒常常出现璀璨夺目的文学。民国是从封建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过渡时期，内乱外患，战争频仍，生活困苦，举步维艰。然而在思想文化包括文学艺术方面却得到惊人的发展，涌现出许多学术泰斗艺术大师，群星闪烁，至今无法企及。中国电影在短短二、三十年间从无到有，由小到大，在本土化过程中迅速发展，很快迎来自己的辉煌。究其深层原因，借用沈从文回答民国时期西南联大为何在战争年代创造出人文和科学奇迹的记者提问时说的一句话，唯“自由”二字！学者何兆武对此作了进一步解释：“我以为，一个所谓好的体制应该是最大限度地允许人的自由。没有求知的自由，没有思想的自由，没有个性的发展，就没有个人的创造力，而个人的独创能力实际上才是真正的第一生产力。如果大家都只会念经、背经，开口都说一样的话，那是不可能出任何成果的。”北伐的胜利结束了长期军阀混战，民国政府以党治国，加强集权统治，但由于内外矛盾，错综复杂，加之连年战事不断，疲于奔命，终究是支离破碎，四分五裂。这使得它虽然想强化思想控制，但力不从心，不能通过一次又一次洗脑运动，实现思想一元化，做到唯我独尊。这就留下了较大的思想空间，人们有了选择的自由。于是三民主义、共产主义、自由主义等各行其道，各弹其调。加之“五四”运动的思想启蒙，西风东渐，人本主义个性解放，深刻影响了广大知识分子，追求张扬个性，强调独立思考。造就了中国近代社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民国社会生态环境同样深刻影响着电影艺术家，其心态对创作起到决定性作用，在思想倾向和艺术风格上呈现出独特的心理色彩。费穆拍摄《小城之春》，既不是讲爱情，也不是说伦理，真正的心理动机是对内战的烦恼和忧虑，纠结于心，欲言又止。丹麦文学史家勃兰兑斯说：“文学史就其最深刻的意义来说，是一种心理学，研究人的灵魂，是灵魂的历史。”他强调：“按照心理学的观点来处理文学，尽可能深入下去，以图把握那些最悠远、最深邃地促成各种文学现象的情感活动。”自由的思想，产生自由的文学；只有自由的文学，才可能是好的文学。在“但求政治无过，不求艺术有功”的精神束缚下，期望拍出好影片，只能是天方夜谭。当然，文化心态是一种社会心态，是主观对客观的反映，受到社会物质的、精神的种种因素的影响，所以心态研究离不开生态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