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J9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6522(2015)01-0045-32 doi：10.3969/j.issn1007-6522.2015.01.004 重大革命和重大历史题材电影，是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和重大历史题材电影的统称。在当代中国电影生产中，重大革命和重大历史题材电影是一个显赫的系列，呈献一个时代的选择权重。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创作，主要围绕近现代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为主线来构建民族史话语；而重大历史题材电影则聚焦于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国家领导人的生平业绩、工作生活经历，或表现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指涉各个阶级、阶层、社会观念的冲突对民族、国家历史进程的影响。从1987年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2003年的重大革命和历史题材电影到2006年的重大革命和重大历史题材电影，政府主管部门的概念界定也随着创作实践的发展而不断扩大或调整。作为民族史的重要一页，由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与中国现实政治有着殊为密切的关联性，这一历史领域内的重大题材创作在改革开放以来的文学艺术界显现压倒性声势，呈现为各种主题与艺术形式，在新时期以来的中国影坛，则找到更多崭露头角的空间，尤具一种超常意义，得到了优先重视和长足发展。在产业化不断演进发展的今天，亦已遭受或必将遭受多方面的挑战。 一、记忆、历史性中国与国家形象构筑 作为主流话语，当代重大革命和重大历史题材电影在新时期以来的中国影坛出现并得以强力推动和发展，是一种创造性的校正，也是一种必然的选择。气势恢弘、波澜壮阔的史诗巨片往往让人感到震撼，令人对这个国家、民族油然而生出敬意。新时期中国电影走出一个封闭、狭小的文化空间，特别是在面临产业化发展和接受世界电影挑战的新形势下，迫切需要站在国家主流意识形态、民族文化利益的制高点上，择取那些能够反映历史进程或与民族命运攸关的重大事件、重大矛盾，需要创作出与改革开放后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独立自主的国家形象相称的史诗巨片。自强的音符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现代化建设运动中日益响亮。 在条件足够成熟之时，1987年7月4日，广播电影电视部成立“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创作领导小组”，力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现实与政治迫不及待地将各种现代革命历史的内容堆放到创作者面前。广播电影电视部、财政部下发了《关于设立摄制重大题材故事片资助基金的联合通知》(广发影字[1987]72号)，确立鉴别与资助机制，它明确规定，重大革命历史题材故事片，是指以1884年鸦片战争以来，特别是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重大革命斗争为题材的故事影片。2003年7月28日，国家广电总局在《关于调整重大革命和历史题材电影、电视剧立项及完成片审查办法的通知》中指出，凡以反映我国、我党、我军历史上重大事件，描写担任党和国家重要职务的党、政、军领导人及其亲属生平业绩，以历史正剧形式表现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重要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为主要内容的电影，均属于重大革命和历史题材电影。国家广电总局成立的重大革命和历史题材影视创作领导小组，负责该题材创作的组织领导、剧本立项把关和完成片审查。此后，国家广电总局在下发的《重大革命和重大历史题材电影、电视剧剧本立项及完成片管理规定》(2006年11月11日)中进一步明确规定，反映党和国家领导人生平、业绩、工作和生活经历，反映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重大事件、重要人物和重大决策过程的电影和电视剧，均属于重大革命和重大历史题材影视剧。重大革命和重大历史题材影视创作领导小组负责重大革命和重大历史题材影视创作的宏观指导，并对选题立项进行审核，对影视剧本及完成片进行审看并提出意见。一段段历史故事和一个个历史人物的出场与在场，必然包括了真实、丰富、复杂的历史叙事和相关联的众多历史人物(包括作为特定对立面的历史人物)。任何历史都是自个担当，与他人无干，或者，一味让反面人物时时刻刻被戏谑、被丑化，是危险的，也是反历史的。2006年的概念界定，在当代电影创作和论述对象上有重大的突破，它的确立，连接起广阔的历史和社会生活背景，为中国当代电影重大题材创作开辟了新的道路。 显然，将记忆的主题与历史性中国及国家形象联系在一起予以影像建构，已然在国家文化发展战略决策层、电影创作界之间达成了共识。记忆和历史相呼应，潜存着对一个民族、国家的历史、传统、认知、经验的融合、选择与多样化表现。记忆的显现，或者说，在构成国家历史的显现的客体中突出的是国家的认知与国家形象。美国政治学家布丁(Boulding K.E.)认为，“国家形象是一个国家对自己的认知以及国际体系中其他行为体对它的认知的结合”。[1]它是一系列且行且思的自我认知与国际认知、社会交往与互动、信息输入与输出之间产生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结果。中国素有源远流长的经世致用的历史、政治文化传统，作为有政策导航、经济资助、专家指导、国家力量驱动的集体化创作，重大革命和重大历史题材电影创作，激活历史与记忆，积极“以史经世”回应改革开放后中国建设现代民族国家的种种主动举措，带有强烈而微妙的政治取向和现实性。无论是以民族国家形式更为庄严郑重地讲述革命传统，还是凌驾和抵御某些对抗现行国家统治的意识形态来为自身的合理性存在寻找历史根据、历史连续性，都会将变化描述为黑暗走向光明的进步。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和平与发展代替了战争与革命而跃居为时代的主题，成为当今世界两大具有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于是，早在80年代伴随改革开放思潮成为热点的现代化话语，与不期而至的市场化构成内外合力夹攻之势，在90年代之后对革命话语构成了更为强大的挑战，并走向中心，呈现主导态势，而革命的红色记忆与历史话语则日益被边缘化，逐渐陷入一种奇特的曲高和寡的尴尬境地。出于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理想教育目的的革命话语，如果不适时加以充实和调整，努力拥有特定素材和主题之外的市场丰盛资源，就会表现出现代文明构造中的一种断痕和分裂。事实上，作为萌芽、成长、发展、繁荣于计划经济时代的重大题材影片创作，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需要更大幅度地与时俱进，因应现实和社会的需要，改变或转换叙述模式、美学与修辞风格。语境重置之后的重大革命历史电影创作不仅要让革命历史的记忆生生不息，展现革命的阶级性、历史动力性、人民性，还需融入更为广阔和深刻的新旧文化冲突问题，表现与生俱来的国家民族“现代化的焦虑”，并上升到更加深邃开放的文化、市场和体制反思的层次。重大历史题材电影创作紧扣记忆的主题，注目于革命史、战争史、政治角逐和权力斗争的同时，还应将文化冲突的话语模式融入人类历史进程之中，通古今之变，展示中华民族与现实的连续性，致力于当下中国人的人格完善与历史辩证法的扬弃和肯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