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立医院“去行政化”改革为核心的新医改突破不大，社会资本办医由此被寄予厚望。北大国际医院尝试的PPP办医模式，能否透过独特的“医联体”撬动医疗资源的垄断坚冰，虽有不小难度，但值得期待。 中国的公立医院改革，十年来坚冰难破。除了“全民医保”增量改革颇具亮点，以公立医院“去行政化”改革为核心的新医改突破不大，社会资本办医由此被寄予了极大期待。 2014年12月5日，北京市昌平区生命科学园内，北京大学国际医院开业典礼正在举行。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医院开业仪式。全国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中央主席、北大医学部主任韩启德院士，一直想在北大国际医院实现领跑医疗体制改革的梦，他为此等待了12年。 北大国际医院是亚洲最大的单体医院，有1800张病床、46间手术室、159间ICU病房、62个科室，由北大医学部和北大方正集团(下称方正)合作而成。具体的运作模式，则是社会资本办医，但并不以盈利为目的。这就带来了两个挑战：一是在一家社会资本投资的医院如何实现非盈利？二是如何扩大医疗服务供给缓解“看病难”，如何降低医疗费用缓解“看病贵”？ 2004年，方正以社会资本身份入局，持有北大国际医院七成股份，开始了社会资本办医的新尝试。方正入局之初，眼见的商业模型，是莆田游医的卖药致富之路。但是，背靠持有三成股份的北京大学医学部，方正最终选定了一条“深挖洞、广积粮”的“缓称王”之路。 在这条路上，北大医学部携手方正，在国际上，与国际一流医疗机构、组织广泛合作，在国内，则努力构建跨地域的多级医疗体系，探索医师多点执业；同时，围绕北大国际医院这一“旗舰”，方正提前布局药品制造、流通、健康管理、健康保险、融资租赁等诸多“舰船”，构建出一套复杂而完整的商业模型，试图通过对民众做出“全生命周期管理”，不谋“快钱”，以图未来。 方正的医联体模式，能否撬动公立医院改革这块坚冰，目前尚未可知。 落地一波三折 2003年年初，韩启德将筹建北大国际医院的接力棒，交到42岁的北大医学部主任助理王杉手上。 随即发生的一场大事件证明，韩启德没有看错人。2003年“非典”肆虐期间，人民医院成为举世瞩目的重灾区。时任人民医院副院长的王杉，两度上书中央，要求整体隔离人民医院，并在获准后出任人民医院应急指挥都的实际负责人，成功化解人民医院百年历史上最大的一场危机。 王杉没有想到，为了项目的落地、开业，他要忙上12年之久。 2002年，台湾塑料大王王永庆旗下的北京长庚医院项目，在最后的落地时刻受阻。原计划建设长庚医院的中关村生命科学园地块，被北京市卫生局和中国医学科学院竞得。 7月，看到机会的时任北大常务副校长韩启德，与时任北大党委书记闵维方、时任北大校长许智宏联名致信时任北京市委书记贾庆林，表达了利用中关村生命科学园地块建设北大国际医院的想法。是年7月27日，贾庆林批复：“将北大国际医院纳入医学城统筹考虑，请卫生局、中关村等单位积极支持。” 2003年1月，北大成立“北大国际医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北大、北大资源集团、方正各占股三成，中关村生命科学园持股一成；6月，王杉出任这家公司的掌门人；9月，北京市卫生局做出了同意建立北大国际医院的批复，财政不出资金，资金完全由北大自筹，一切似乎顺风满帆。但是王杉很快发现，要把规划中的北大国际医院落地，困难重重。 在获得市卫生局批复后，北大打报告给北京市发改委，要求立项。市发改委回复称：自己无权审批。原因有二：一、北大隶属教育部；二、市发改委审批医院项目的权限在5亿元之下，而北大国际医院规划投资总额达28.5亿元。 王杉开始“跑部委”。当时的卫生部表示，卫生部在项目审批中只有发表意见的权利，并无审批权力；国家发改委称，审批权确实在手，但以往国家批复的新建医院项目，全部为财政投资建设的医院，社会资本办医的审批没有政策依据。 同时，项目资金也还没着落。最初的设想，是由北大下属的数家公立医院集资，但王杉很清楚，公立医院属国有资产，单从法律政策角度就难以走通。设想之二是银行贷款，但作为项目资本金，医院的资产至少需达到银行贷款总额的三分之一，而北大国际医院的资产当时为零。剩下的，就只有社会资本一条路好走。 因为北大这块金字招牌，一时间上门者众，王杉谈了不下三四十家。 王杉回忆，国内资本拿出真金白银毫无问题，但要北大交出医院的运营管理权。这一要约，事关北大声誉，作为北大教授，王杉难以接受，他担心医院最终走上以药养医之路。国外资本则要求王杉提供相应的财务数据。彼时，北大国际医院并无此数据。国外资本还提出，参与国内公立医院改制。而国内公立医院为事业单位编制，缺少符合企业特征的清晰财务数据，国外资本随即望而却步。 至2004年，四家原始股东所实际投入的3000余万元前期资金已告罄，北大国际医院面临胎死腹中的危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