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乡村治理是对乡村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管理以维持乡村的有序运转，我国的乡村治理结构经历了从传统的乡绅治村到人民公社体制再到后来的“乡镇—村自治委员会”体制几个阶段。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乡村治理逐渐松散，尤其是废除农业税之后，乡村治理结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乡镇一级逐渐退出乡村治理，村委会组织涣散，有些乡村甚至出现黑恶势力抬头的现象。乡村治理的一项重要内容和重要目标便是有效地提供公共品、满足农民需求，然而随着我国乡村治理结构的逐渐涣散，乡村社区也面临农村公共品提供不足的问题。目前我国农村公共品投资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政府对农村公共品投入不足，县乡财政困难无力，对多元融资激励不足(贾康、孙洁，2006)。很多基层调查数据也发现当前农村公共品供给状况较差，如孔祥智、李圣军等(2006)对江苏和福建两省的调查发现，绝大多数农户认为道路、水利设施等应该重建或新建，农业技术推广、技术培训状况不容乐观，白南生等(2007)对于安徽凤阳县的调查也发现农户对修路、排水灌溉等生产型基础设施需求意愿很高。因此农村公共品供给不力、如何有效提供农村公共品成为“十二五”时期的一个重点(马晓河、刘振中，2011)。在此背景下，有必要探寻新型的乡村治理结构，构建多元化多方参与的公共品提供体系。 对当前乡村治理的模式有诸多讨论(张晓山，2005；贺雪峰，2005)，总结来看，乡村治理依赖于上级政府与村庄之间的协调互动，其核心则在于村民的民主参与。提供村庄公共品是乡村治理的一项重要内容，村民民主参与也应体现在乡村公共品的提供中。然而长期以来，上级政府对村庄的干预过多，村委会与乡镇政府关系定位不清晰，同时村民文化水平、思想认识有限，乡村民主氛围不足，村民在村庄公共品提供中的参与不足。 近年来，农户民主参与逐渐被发展理论和一些NGO实践所重视。“参与”这一概念于20世纪50-60年代在西方国家发展援助的实践中逐渐发展起来，目前参与式发展理论已经成为社会学、人类学以及发展学方面的重要理论，成为发展政策制定的重要依据(李小云等，2005)。研究表明，参与式发展可以使农户更有机会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从而制定有针对性的政策安排；可以发挥穷人的创造力，实现政策创新；培养穷人的自身能力和独立性，从而有利于实现可持续的脱贫；是穷人主体性的要求(刘民权、俞建拖，2007)。参与式发展理念通过提高农户的自身能力和赋予农户权利来提高农户的福利，体现了森的发展理论(Sen，1999)。因此鼓励农民参与、将农民参与作为提供公共品的重要方式、将其提升到乡村治理主体的地位具有重要意义。 公共品提供对农户福利的影响可以从事后农户对公共品的满意度来进行考察，这也是很多文献关注农户公共品满意度的原因。中国社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于2005年进行的调研表明农民对于灌溉和道路的满意程度最低，对于基础设施的满意度与对基础设施的投资活动呈负相关关系(李强等，2006)。其他研究也基本认为农民对公共品的满意度较低(朱玉春等，2010)。由于扩大农户参与有利于通过提升农户自身的能力和赋予农户权利而提高农户的福利，因此我们认为提高农户对公共品的参与水平有利于提高农户对公共品的满意度。 目前国内对公共品满意度的研究文献中缺少对农户参与的影响分析，已有研究集中于考虑农户特征、村庄特征等对农户公共品满意度的影响(李燕凌、曾福生，2008)，也有研究考虑了项目的公开程度对于农户公共品满意度的影响(马林靖、张林秀，2008)，还有研究分析了村主任直接选举对农村公共投资的影响(罗仁福等，2006)，但是这些文献都缺少关于农户民主参与对满意度的影响的分析。本文通过设计参与变量，利用调查问卷数据，着重分析农户参与对农户公共品满意度的影响，弥补这方面研究的不足。 参与式发展理论源于对发展中国家的项目援助实验，目前国外已经有一些关于农户参与对公共品满意度影响的研究。如奥尔肯(Olken，2010)通过对印度尼西亚49个村庄的田野实验(field experiment)分析了直接民主(direct democracy)对于村民满意度、福利、贡献意愿等方面的影响，认为直接民主有利于提升村民对凯卡玛谭发展项目(Kecamatan Development Program)的满意度。还有研究对于阿富汗250个村庄的发展项目进行田野实验，发现普遍投票机制有利于提高村民对社区经济和治理结构的满意度(Beath，etc.，2013)。不过这些研究中的直接民主和普遍投票机制都是指对于社区发展项目选择上的民主和投票机制，并没有考虑项目实施过程中农户的其他参与形式，本文全面考察农户的多种参与方式对满意度的影响。 本文第二部分描述分析调查农户对公共品提供满意情况。这部分的分析结果与已有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基本认为农户对当前公共品满意程度较低，需求意愿较高，一方面可能说明当前农村地区公共品供给状况在近六七年间基本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另一方面也表明了本文调查的可信度。第三部分对农户在公共品提供过程中的参与进行全面考察，分析农户在已有公共品提供中的参与程度以及对未来公共品建设中的参与意愿，弥补这方面分析的不足。第四部分通过有序Probit(Ordered Probit)模型分析农户参与对于满意度的影响，探索提高民主参与的关键要素。第五部分为结论和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