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通”于1934年春在上海创立，前身是一家电影器材制造公司。在党的电影小组的领导和筹划下，电通改组成为制片公司，先后拍摄了《桃李劫》、《风云儿女》、《自由神》和《都市风光》四部影片，1935年冬结束营业。 关于电通公司“短命”的原因比较普遍的说法是因拍摄了几部左翼电影而遭到国民党当局的封杀。例如程季华在《中国电影发展史》中认为：“由于反动派的迫害，田汉、阳翰笙被捕后还在坚持斗争的夏衍，这也是无法继续活动下去，不得不于1935年9月离开影坛，暂停电通活动，‘电通’也不得不于1935年年底结束。”①司徒慧敏在《往事不已，后有来者——散记“左联”的旗帜下进步电影的飞跃》中说：“电通公司经营到一九三五年底，其所以停止，不是由于我们任用大量的新人，也不是由于经营失利，而最大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受到当时国民党反动派的重重迫害，公然逮捕主要演员，恫吓我们的工作者，强行禁止我们准备开拍的剧本。”②但当时上海大大小小的电影公司有二十多家，除了“电通”之外，“明星”、“联华”、“天一”、“新华”等大公司的影片也或多或少有左翼人士参与创作，为何那些公司没有成为国民党反动派的“眼中钉”呢?“电通”的前身、电通录音器材公司发明的三友式录音机“曾得中国教育电影协会的奖状，又得蒋主席奖励金一万元”③，既然是国民党政府亲自嘉奖的公司，为何又要将其扼杀呢?笔者认为，“电通”的夭折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中国电影界整体萧条 20世纪30年代中期，上海在向现代化加速发展的同时，也历经转型中的各种阵痛。1932年至1935年，世界经济危机正式从欧美波及亚洲各国，西方各国纷纷采取停止金本位、贬低币值及提高银价的办法转嫁风险，导致中国白银迅速外流；国民政府连年发动反共内战和军阀混战，为此大量借债增税；第一次世界大战并未带来长久和平，日本发动对华侵略，“一·二八”淞沪抗战使得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发展遭到重创，短时期内难以恢复；与此同时，全国各地持续的自然灾害阻止了生产的进程。这一切导致上海市场萧条、物价下跌、工厂倒闭、失业增加、金融体系不堪一击。1932年-1936年，上海工厂停闭238家，改组839家，占沪上工厂总数的1/4左右。工业营业额持续下降，如以1931年为100，则1933年棉纺业为44.9，面粉业为41.7，丝织业为56.2，卷烟业为69.5④。 民族危机与经济衰退使中国电影界在1932年至1934年间呈现的繁荣景象逐步褪去，有报道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况：“在这民族危机极度深刻的一年中(1935年)，中国影坛现出十分的不安和动摇，反映在一切事项上的，也可以说是极尽光怪陆离的能事。而作品上来说，自然并不见有怎样伟大与惊人的发展，但是少数的作者的艰苦的努力，仍然表现了很好的成绩。尤其可注意的，是电影界虽然陷入了十分苦闷的境地，几位电影企业家也莫不以坚毅卓越的精神在那里挣扎、奋斗，表示了他们对于电影事业的不移的信念。”⑤这里所说的“十分苦闷的境地”指的是一些电影公司这几年的经营状况不利，利润下滑，入不敷出，“上海方面的制片公司，因为亏本，所以‘欠薪’几乎家家如此，影片公司不景气，是愈形尖锐化了。”⑥其中，以复兴国产影业为己任的联华影业公司自从1933年起内部纷争不断，民族资本家背景的罗明佑和进步人士吴性栽在制片上互不相让，左右两派的矛盾到了1935年全面爆发，再加上“联华”出品速度慢，当家花旦阮玲玉自杀导致大量观众流失，经济上的恐慌促使大量人才流失，老板罗明佑陷入信任危机，公司只能实行紧缩政策。明星公司的日子亦不好过。1934年10月，阿英、夏衍等被迫离开“明星”，11月编剧委员会宣布解散，次年7月三巨头之一的郑正秋与世长辞，剧本创作质量大大下降，另一方面，公司欠薪三个月引发了员工索薪事件，周剑云无奈只能重新整顿，裁员200多人，在职员工减薪15％-34％不等，并完全按照影片的营业情况作为员工酬劳的标准。大公司尚且不能躲过这场政治经济危机，实力薄弱如“电通”等小公司自然无法独善其身，减薪裁员是唯一的出路。减薪方面，制片主任兼导演的司徒慧敏取消常年导演合同而改部头约合同；编导部主任孙师毅的常年合同也改订为部头性质；宣传部被撤销，原宣传部主任唐纳改任《电通》半月画报编辑；其他不改变合同的职员一律减薪。裁员方面，一开始袁牧之、周伯勋等公司元老都在老板马德建的裁员名单上，但是后来马德建觉得此举不妥，于是辞退了二十多个小职员，以达到节省开支的作用。相对于“联华”、“明星”和电通，天一公司预感到了国内电影市场的寒冬，早于1934年初就转战香港；“艺华”重生后被国民党政府招安，放弃拍摄进步电影，宁愿苟延残喘地生存着；1934年初成立的新华影业公司因其老板张善琨灵活聪颖的经商头脑，活跃游艺场、电影、戏剧等娱乐领域。 左翼剧作人石凌鹤这样总结当时的中国电影界：“自一九三二年到一九三四年为止，这个全盛时期已经过去了。在去年，中国电影便开始在苦难中没落下去。这不是偶然的现象。从经济的立场上看来，都市的不景气，愈益深刻化，小市民普遍的贫穷化，差不多是空前未有的现象。因此大家都无钱娱乐，影片在电影院里，普遍的都不能卖钱。”⑦在恶劣的经济大环境中，大公司尚且无法明哲保身，更何况像“电通”这样缺乏企业资本运作的小公司，的确很难在如履薄冰的电影圈中生存下来。 二、国民党政府的压迫 就在左翼电影人士积极参与到制片之际，国民党政府电影检查委员会也将审查重点从武侠神怪片转移到了左翼电影，它分别在1932年7月、1933年5月、1934年7月、1935年4月召集各大电影公司的负责人“谈话”，成立“中国青年铲共大同盟”，并向各报关发布“宣言”： (一)各电影公司以后绝不得再摄制宣传赤化、危害国家、描写阶级斗争、挑拨民族恶感的影片，尤绝不得以“普难”意识电影混为“民族”意识电影，对于社会变态的黑暗面的描写，亦应竭力避免，以附和教育社会的旨趣。(二)凡正在摄制、或已摄制而未公映的影片，如明星之《上海二十四小时》、联华之《风》、艺华之《黄金时代》、《烈焰》、《肉搏》、《民族生存》、《中国海的怒潮》等应自动删改，方可出租放映，如万一不能删改者，应即停止摄制。(三)已放映过的鼓吹共产的影片，如《三个摩登女郎》、《狂流》、《母性之光》、《盐潮》、《压迫》、《香草美人》、《天明》、《女性的呐喊》、《城市之夜》，须一律自删剪，凡有危害民族统一、挑拨阶级对立、宣传共产思想的描写者，须彻底剪除之。(四)田汉、沈端先、钱杏邨、茅盾、沈西苓、娄建南、许幸之等均属赤色作家，各公司对彼等所编剧本，绝对不得采用，并须迅即解除其雇佣合同。(五)从今年起，二三两款所列各片，如各制片公司无修改表示，并正式在各报刊布修正情形，国内各地，无论任何电影院不得租映，倘故抗违，定以炸弹轰炸各该放映之影院。(六)各电影刊物及各大报之电影副刊，亦应特别自动警悟，勿再刊载鼓吹赤化之影评，否则亦当以炸弹奉餐⑧。 国民党政府对影片的检查方式越来越严格，除了审查已经完成的影片之外，还对拍摄剧本进行严控。据统计，从1934年11月起到1935年3月止仅仅5个月，电影剧本初审、复审通过260个，未通过83个⑨。在这种不断升温的政治高压下，各电影公司如临深渊，有的公司只能向当局屈服，改变制片路线；而有的公司则秉承“为时代服务”的宗旨，坚持拍摄反映社会现实的影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