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4年10月31日 地点：北京大学艺术学院508室 受访：李道新(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 访问：车琳(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博士研究生、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访问学者) 一、从主体性到主体间性——跨国主体性的设想与提出 车琳(以下简称“车”)：中国电影研究的主体性问题，成为几个月前“华语电影”讨论的一个焦点。2014年9月在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访学期间，我曾与鲁晓鹏教授讨论过华语电影的一系列问题。关于主体性，鲁晓鹏教授做出了进一步说明：“主体性是跟具体位置有关系的。在北京的学者有他的主体性，在香港、台湾、海外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主体性。这些主体性需要磨合。因此，因为大家都在不同的位置、不同的身份，能不能建立一种互相主体性，intersubjectivity，而不是subjectivity，即包括中国内地、台湾、香港、澳门以及海外所有地方的学者，努力建立一个相互主体性，这样大家就能沟通；不是一种二分法，好像是一方面是海外的华语电影专家，一方面是本土的中国电影专家，这两个不同的阵营要进行沟通、对话。就我个人而言，虽然在海外工作，但我是在中国大陆出生，念的小学、中学，我也每年回国，所以我觉得应该是一种混杂的、杂糅的相互主体性，不是那种分开的主体性。”从主体性到相互主体性或者说主体间性的话语转换，从跨国华语电影研究反观研究主体，今天的讨论中，我们是否可以提出“跨国主体性”这一问题的设想? 李道新(以下简称“李”)：原则上同意“跨国主体性”的设想，但并不对此表达乐观。有关“相互主体性”(或“主体间性”)这个同样来自西方学术话语体系的概念，如果不加反思和批评，在使用的时候也就很可能进入某种西方中心主义的场域之中，这是我们特别是大多数中国学者的悖论。中国学者中的西方中心主义或美国中心主义同样盛行。我对跨国电影研究及华语电影论述，以及对海外学者的批评，其实也针对包括我自己在内的中国学者。我仔细查阅了我能找到的国内外相关文献，发现更多是海德格尔、胡塞尔、拉康等西方哲学家们，从社会学、认识论，特别是本体论的层面来展开的讨论，包括从主体性到主体间性等问题。随着哈贝马斯、伽达默尔等思想家们的新讨论，传统意义上的、经典哲学意义上的或者说笛卡尔意义上的一种“主体”已经不复存在。所以，当我们在强调“主体性”的时候，实际上就是在“主体间性”的框架里进行的，意味着更多的交互性、对话性和沟通性，也即主体之间的共生性、平等性和交流关系，而不是笛卡尔意义上的“我思故我在”，不是对强大的自我的单方认定。从主体间性的层面讨论“主体性”，一直是我的立场，我也是在这个层面上提出“美国中心主义”和“中国主体性”的问题。 新的“主体性”和“主体间性”的提出，提醒我们不再从本质的意义上讨论主体性和主体间性，而是力图把主体间性和主体性放到历史的脉络中进行具体阐述，以在历史之中与跨文化交流的姿态，在历史的书写中定位主体性。所以我也非常欣赏鲁晓鹏秉持的互相交流对话的一种学术态度。但在我的理解中，进入中国的学术语境以及中国电影史的具体问题，根据历史本身的丰富性、复杂性甚至矛盾性及其各自不同的呈现，而选择重审“主体”，重建新的“主体性”或“主体间性”，也是非常重要的。 有关“跨国主体性”。总的来看，中文学界较少使用“跨国主体性”这个概念，相关探讨很少展开。就我的观察范围，印象较深的还是英国学者裴开瑞的《跨国华语电影中的民族性：反抗与主体性》(1)一文中的相关论述。在裴开瑞的这篇文章中，对鲁晓鹏两个有关跨国电影研究的最核心的观点，即“电影向来就是跨国的”，以及“对民族电影的研究必须要转变成对跨国电影的研究”已经有过质疑和批评。我们在具体的中国电影史研究实践中，面对这两个观点以及“跨国主体性”概念，也有不同的意见。 车：在阐明主体性和主体间性的概念问题的基础上，您显然更关注并强调中国主体的必要性。 李：是的。我需要更加强调“中国主体性”。“主体间性”使单一主体的或者说单边主体的诉求，显得过于保守和执拗，也太过本位主义，是非常不符合对话交互的学术精神的；我对“中国主体性”的强调，不是反对一般意义上的“美国中心主义”，更不是否定让我心生向往的“跨国主体性”，是因为无论“美国中心主义”，还是“跨国主体性”，都要正视并直面“中国主体性”的存在及其必要性。否则，交流便会成为无对象的交流，对话便会变成独语。 车：这也是之所以提出“华语电影”最初的本意。从这种意义上可以理解为，中国大陆的“中国电影”，台湾的“国语片”等不同主体，各方让渡出自己的部分主体性，协商出一个“华语电影”来。 李：台湾“国语片”和香港电影的主体性问题非常复杂，其他国家的华语电影的主体性更是需要专门讨论。“华语电影”的协商过程当然十分艰难，也将遭遇各种抵抗，不是简单地让渡出“部分主体性”的问题。其实，裴开瑞文章当中也提到了，在一个思想交互的时代里，到底还有没有一个民族性，或者说一个民族主体?我也认为，这种来自国家和民族的主体性仍然存在，不能因为主体交互或者主体间性，就对任何个别的、个体的主体存在表示质疑。我认同这是一个主体间性的互文时代，在电影研究当中，跨国研究是有更加特别的价值和意义；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个别的、个体的主体更有其自身的价值和意义。特别是对中国而言，电影呈现丰富的格局，已有自身的传统，电影史更有独特的脉络，便尤其不能忽略它自身的主体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