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科幻巨作《地心引力》(Gravity；2013年)开片长达十多分钟的推轨镜头中，航天梭、宇航员、太空漂流物，以及哈勃望远镜伸展的长臂随着摄影机的平滑移动，忽远忽近地渐次悬浮到画面内，又颇有韵律地漂浮到画面外，消失在暗黑的宇宙苍穹；伴随摄影机“眼睛”的视距变化，观众此刻是打量太空神迹的静观者，彼刻又仿佛潜入航天员的头盔中，与其视点和呼吸相交融，切身体验着漫天铺展的无边静谧。在不间断的镜头移动中，也许最启人玄思的是从近四百英里之外的太空轨道上远眺缓缓运行的地球。此时微散蓝光的地球，平静圆润，通体剔透，充满了生命体所特有的鲜活能量。完整呈现在观众眼前的地球影像，将我们日常与之浑然一体的地球转化为静观的客体，逼迫我们从全球生态主义(ecoglobalism)的角度重新思考人类与地球的关系。 实际上，人类得以静观自身朝夕相处却又时常任意恣肆的地球，不过是晚近才有的机缘。在谷歌数字地球影像成为广为使用的屏保之前，地球更像拉康心理分析学说中六个月以前婴儿眼中的镜像，虽然映射在镜子中，但却尚未演变为促成主体构形的被凝视客体。1966年8月23日，美国月球轨道器一号(Lunar Orbiter 1)首次从接近月球的太空传回了地球的黑白影像，使人类得以变换视点，乾坤挪转般地远观漂浮在宇宙空间的地球完整体；两年后，阿波罗8号(Apollo 8)载人绕月航行的宇航员威廉·安德斯(William Anders)用70毫米彩色胶片拍摄了人类历史上第一张自月球表面附近看到的“地出”影像。在这张后来被称为“史上最具深远意义的环境‘保护’照片”①上，微蓝的地球如人们所熟知的日出般缓缓浮出月表，尽管相距三万公里之遥，但地球表面的大陆块、色彩和云层却清晰可见。完整鲜活的“地出”影像再一次让人类得以照镜子般地直视自身的生态客体，也强有力地推进了后来波及全球的生态保护主义运动。 本文旨在溯源世纪之交渐成风气的“生态电影”(ecocinema)思潮，检视以生态主义观念为立论基础的电影分析理路。文章认为，受生态文学理论直接影响而兴起的生态电影潮流，在新世纪已经初步确立了自身的独立品格。从电影本体看，一些论家试图赋予生态电影以特有的影像呈现、表现样式和镜头语言；从创作实践看，生态意识开始在许多作品中浮出叙事，一些电影人开始自觉探索生态电影的各种可能性；在电影研究层面，生态电影观念和批评以纪录片和实验电影为基点，很快将触角延伸到叙事和主流乃至动画电影。更重要的是，生态电影思潮不仅促成了对电影史上诸多影片的重读和重新评价，而且也在广义上试图重新定义或已经重新定义了电影本身。就此而言，生态电影思潮对当代电影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其超越社群、超越国族，试图在人与自然以及人与其他物种关系谱系中重设议题、重新感觉的恢宏态势，承继了心理分析、女性主义、文化研究等理路所奠定的影像批评传统。 当代“生态电影”思潮源流 与很多电影思潮受文学文化理论影响一样，“生态电影”观念衍生自生态文学和生态文学批评。根据美国学者劳伦斯·布伊尔(Lawrence Buell)的研究，尽管文学与生态的姻缘可以追溯到1960和70年代(恰与地球影像的广泛传播大致吻合)，“生态批评”这一新词最早也出现在美国已故文学批评家威廉·鲁克尔特(William Rueckert)1978年所发表的一篇论文中，但直到1990年代早期，文学生态批评才得以强固根基，被美英学界逐渐认可和接受(Rueckert 71-86)。此后，历经20余年的流变发展，文学生态批评渐次形成次第重叠的两大主潮。第一次浪潮或强调“人类和人的意识与非人类的生活世界具有亲密的互相依赖关系”，或试图以科学和人文整合的理路，从生态区域主义(eco-regionalism)角度来思考生态素养、生态区域公民性等命题；尽管该浪潮确立了生态观念在文学文化研究方面的重要地位，但它不仅在地理和文化空间方面具有明显局限性，而且在实践层面也具有“生态拟仿”(ecomimesis)的嫌疑，即通过对自然(包括其他物种)的拟仿和着力讴歌来表达“个体人类与非人类世界之间”存在的内在感应，进而激发人们对生态问题的关注(布伊尔93-102)。文学文化生态批评的第二次浪潮则呈现了“超越第一次浪潮在类型、地理和历史时期方面”局限的趋势，其突出表现之一是以生态观念审视与重估西方古典到现代的整个文化文明史；之二是在“环境正义”诉求的感召影响下，扩展文化与地域空间，“以使该领域包括世界上所有的文学”传统和语言文化，突出表现在“亚洲本土的环境批评传统和中文区作家对环境问题”的思考正受到日益广泛的关注；之三是从“偏爱乡野空间”转为打破“横亘在乡野与都市之间的壁墙”，将都市纳入生态批评的视野，大大拓展了生态和环境思考的物理空间和举证景观(布伊尔93-96)。②总体而言，环境与生态观念进入文化文学研究视域，正如女性主义将性别问题、心理分析将潜意识问题，以及马克思主义将阶级问题引入文学批评一样，具有全方位重估文化文明史的重要意义。 布伊尔关于生态批评思潮源流的描述，尽管提到了美国前副总统戈尔撰写的纪录片《难以忽视的真相》(An Inconvenient Truth；2006年)等影片，也试图以跨界、跨学科等趋势来预测生态批评的未来可能性，但囿于其知识谱系，因而对生态批评和电影现象的整合缺乏足够的分析和判断。实际上，早在1992年“文学与环境研究学会”(ASLE)在美国成立、学会期刊《文学与环境跨学科研究》(ISLE)于次年出版前后，一些文学生态学者就开始涉足电影领域，以生态观念关照某些影像文本；美国一些开设“文学与环境”课程的高等学府，还将电影列入了讨论议题(Ivakhiv“Green”1-28)。对很多文学生态学者来说，电影呈现物质现实方面的透明性和直接性，具有以语言为载体的文学所无可比拟的“客观性”和说服力。正如文学领域以颂扬和探索自然为主旨的“自然写作”(nature writing)一样，表现野生动物(wildlife)和自然的影片，特别是自然类纪录电影，也率先进入文学生态学者的视野。因此早期出版的探讨生态与电影关系的著作，大多旨在分析影像媒介在呈现自然方面的建构性，揭示其表面客观的透明性和直接性在呈现自然真实方面并不必然优于以语言为载体的文学媒介。例如在《胶片自然》(Reel Nature)一书中，科学与生态史学家格雷格·米特曼(Gregg Mitman)探讨了自然类影片电影人真实性诉求和商业性诉求之间的紧张关系，特别讨论了颇具争议的“伪仿自然”(nature faking)，即为了拍摄需要而不惜营造景别的问题，认为这些影片对野生动物和自然的“偷窥”乃是以客体化和奇观化手段，将野生动物和自然“为我们‘人类’而存在”的主观感觉自然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