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的一系列主流媒体事件表明，在新的现实形势下，国家对于日渐走进社会核心场域的“80后”、“90后”一代表现出更加强烈的角色期待和召唤诉求。如2013年新年伊始，《人民日报》上就出现了一个名为“新青年”的全新固定专栏，并占据整版篇幅。专栏名称明确表达出以历史为现实加冕的修辞意图①。而其后两年的“五四”青年节期间，国家主席习近平均发表专题讲话，阐述青年与中国梦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间的关系，将青年文化纳入到主导意识形态的现实规约之中②。 上述事件为我们勾勒出的是国家新一轮“青年期待/诉求”的基本框架：力图以“五四运动”为历史合法性基础，以“启蒙主义”、“民族主义”、“发展主义”等现代性话语为宏大论述主轴，希望重新创造出符合当下主导意识形态需要的青年主体性话语，从而将在全球化语境中成长、普遍彰显出鲜明个体化倾向、面对着复杂风险和巨大压力的新生代年轻人，重新吸纳、汇聚、编织、镶嵌到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整体机制中来。事实上，在21世纪以来的中国主流影视艺术中，这种“青年期待/诉求”已逐渐上升为一种核心叙事动机，但却又在不自觉间反复呈现出自相矛盾甚或自我解构的价值症候。 一、作为“个体”的新生代年轻人与作为“集体”的青年角色 要充分理解当下国家对于塑造理想青年角色和建构新生代青年主体性话语的迫切意愿，就需要区分并同时观照构成这一意愿的两个面向——作为“个体”的中国新生代年轻人与作为“集体”的中国青年角色之间微妙而巨大的张力。 就第一个面向而言，尽管欧美学者在论著中更多地将“个体化”视为后福特主义社会的一种全球性潮流，或者说是当代人类的普遍经验③，但就现实语境的特殊性而言，由于中国新生代年轻人的成长过程恰与中国社会剧烈的经济自由化进程同步，所以，我们今天所谈论的“个体化”对于这一世代而言是具有某种原生性的：三十年间，既有规则不断被打破，宏大命题不断被消解，总体性的动员方式逐渐失效，经济利益逐渐取代政治信念成为支配日常生活的首要逻辑基础。由于伴随这一世代成长的，不复是坚固的价值准则或稳定的生存底线，所以也就难以再凝聚代际的价值认同或身份认同。应该说，正是这种混乱、空乏的成长经验造就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高度个体化的一代，同时也使得中国社会的个体化进程在很多情况下表现为一种世代之间的伦理断裂④。 对此，阎云翔在《中国社会的个体化》中曾做过详细剖析，他指出，自1978年以来，作为重回现代性道路的一个特殊策略或者说手段，国家迅速抛弃了先前的集体主义模式，转而推行一种个体化的社会结构⑤。因此，至少在日常实践的层面上，前所未有的流动性和不确定性构成了中国新生代年轻人所必须面对的基本现实。在笔者看来，问题关键之处其实还在于，由于中国的“个体化”更多拘囿于一种实用层面而非价值层面，所以个人文化中的积极因素。例如对个体价值的充分信任、对个体尊严的充分强调以及个体之间的互信互助等等，至今处于主流文化的框架边缘，而许多倾向于“过度个人主义”的消极因素反倒汇为一种世俗思潮，填充了大量中国新生代年轻人的迷惘内心。近年来，有关中国年轻人的许多社会学个案都已经凸显出相关问题的严峻程度。而与此同时，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大背景催化下，“蜗居”、“蚁族”、“屌丝”、“拼爹”、“青椒”、“裸婚”、“逃离/回北上广”、“史上最难就业年”等说法接连产生并盛行，也不断强化表达着这一世代对板结现状的焦虑和不满。 上述情势促使国家愈发意识到借助当代大众传媒对新生代年轻人进行价值观询唤与信仰再造的重要性。由此，“青年”作为一种社会性的角色结构模式，也重新回归主导意识形态的核心传播议程。而这就牵引出对后一个面向的观照——作为“集体”的中国青年角色。在这一面向上，“青年”概念的所指已经超越了对人类生理年龄阶段的客观描述，而更大程度地连接着历史的、社会的、意识形态化的主观期待与想象。 历史地看，在中国，“青年”作为一个社会性的角色类别⑥，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萌芽的。“五四运动”使这一集合体在政治上的正当性、有效性和先锋性获得了社会公认。此后在大约六十年的时间里，青年始终居于中国社会政治舞台的核心，其参与政治、推动变革的“神圣使命”性质一直受到广泛认可。与之相对应地，在文艺场域中，对于青年主体性、尤其是“革命主体性”的建构在很长一个历史时期内始终是显要主题，无论文学还是影像中的“革命青年叙事”都层出不穷。这种惯性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才遭遇转折——在历时性质疑和共时性困境中，青年原本坚固的角色意义结构趋于解体⑦。因此，在20世纪90年代的大众传媒场域里，有关青年主体性的论述在很大程度上处于一种被搁置或被规避的境遇中。 近年来，面对“80后”、“90后”对主导意识形态的疏离和对过度个体化状态的彷徨，国家开始有意识地重启被长期淡化处理的理想青年角色及相关主体性论述，以期整合新生代年轻人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认同。而影视艺术则因其独具的文化传播优势，迅速成为实践这一重任的主要途径。由此，最近数年，中国影视艺术场域中的主要人物形象总体上呈现出一种明显的年轻化趋势。无论是在对近现代革命历史的想象中，还是在对当下都市生活的演绎里，越来越多的年轻主人公都成为几乎是绝对意义上的行为主体——他们个性张扬但充满理想，既深味世俗欢乐又通晓家国大义，因而足以担负起文本世界中的一项项重责大任，能够在半真半假的历史或现实困境中突围，一次次地上演超越自我、主宰大同的主体性叙事。 但是，整合上述两个面向，我们实际上已经能够看到作为“个体”的中国新生代年轻人和作为“集体”的既有青年角色之间的显著不适衬。一方是在“被抛”的境遇中长大成人、对于传统意义上的集体范畴缺乏认同经验和主观信任的“转型世代”，另一方却依旧试图通过对各种刻板的“类价值”的宏大视觉论述来激发群体性的目标和愿景，并期望借助对一种坍塌良久的角色范型的回忆和想象，在现实中尽快生产出角色担当者和相应的规范行为。在近年的影视艺术实践中，对这两个面向所进行的“蒙太奇”大多数时候呈现为一种寄希望于消费美学和世俗思潮的努力：凭借对流行影像修辞、时髦人物表征、烂熟商业故事的征引，再加上一点易复制粘贴的“广场价值观”，弥合历史与现实的多重裂隙，甚至化解中国社会在共同信仰方面的危机。这种努力暗含着一种将票房、收视率和网络热议程度等量代换为理想受众的逻辑，它显然是暧昧含混甚至自欺欺人的。正是在此方面，中国大陆近年所盛行的两大主流影视叙事类型“红色青春叙事”与“都市青春叙事”，恰从历史记忆与现实想象两个角度为我们提供了十分典型的文化批评样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