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J9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26(2015)01-0172-00 人们在讨论影像民族志以及民族志电影的问题时一般要参照书写民族志，以当代人类学民族学的方法和理论来梳理影视人类学(Visual Anthropology)的问题以及探讨发展途径。影像民族志作为影视人类学的主要研究方法是由民族志作为人类学特有的研究方法对应而来的(这种对应虽然在学科缘起、定位和功能上有偏差，但至少在逻辑上是说得通的)，而民族志电影或人类学电影则作为影视人类学主要的撰写作品形式展现(民族志影片与人类学影片是一定程度上可以互换的概念，或者说使用这两个词语，人们都明白他的同一指向，虽然有些学者指出认识方法上的微小差异)。但文本民族志的兴趣与问题不一定也是影像民族志的兴趣与问题，或者说影像民族志有它特有的问题，而这些“独有的”问题往往因它独有的撰写和表达方式“影视手段”而来。就像后现代主义影响下民族志写作的文学转向一样，影像民族志方法自然与影像和视觉的方法和理论产生关联，“非虚构”和“纪实”等实际上是影视方法的分类，“视觉隐喻”“叙事心理”等也是来源于影视或视觉的概念和理论。那么人类学电影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什么?不管是文学或诗化的写作还是电影化的写作，问题是民族志写作的主体是不是需要强调。书面人类学(Written Anthropology)作为较成熟学科的写作是以文本作为意义表达形式的，但同样以文字作为思想和观念表达的文学创作，它的创作主体——文学作者往往不会把以认知为目的的人类学领域纳入自己的视野。1998年12月，杰伊·茹比(Jay Ruby)在美国坦普尔大学召开的美国人类学学会“看文化：视觉交流的人类学”研讨会上专门阐述了“民族志电影之死”(The Death of Ethnographic Film)这一论题。他认为很多的民族志电影是关于不同文化的纪录片，而不是人类学知识建构的形象化表达。在我国，在2014年3月由文化部组织的“中国少数民族节日影像志”论坛上，有中国传媒大学研究纪录片的教师认为，既然学者也承认很多人文纪录片具有人类学价值，那所谓的人类学影片就应交给专业纪录片工作者去制作，因为他们更专业。这两个例子都指向一个问题，即人类学电影的制作主体是谁?或者说影像民族志应由谁来撰写的问题。由此我们也开始关注所谓的影视人类学研究泛化的问题。有学者认为人类学电影泛化是与生俱来的问题，也是制约学科发展的主要问题。 在我国，影视人类学面临的情况更为复杂。当前影像民族志发展的呈现以下一些现象：1、中国影视人类学研究队部迅速扩大，作品数量增长迅速，当下影视人类学热度较高，也是被频繁提及的时髦名称。但与此不相称的是作品质量增长缓慢，高质量作品还是较少出现。人类学影片作为学术研究方法和表达手段还是力不从心；2、作为所谓学术影片的作者与作为学术论文的作者，两者互不交集或呈现渐行渐远的趋势，非学术背景的影片作者更积极地介入到人类学影片拍摄制作中。而许多人类学学者，往往丢掉了他受过的训练，在影片中完全体现不出某种学术关切，或者也没有体现出纪录片的价值取向，只能沦为资料；3、现实功利的倾向。把追求人类学影片的社会影响力和经济效益当作主要目标；4、人类学影片泛学术化问题还是经常被提起，与大众媒体关系不清不楚。围绕着人类学影片的各种超学术诉求很多，有些作者只是把所谓的影视人类学当作包装手段和推销的方式，而没有把它当作认知的方法和资源。这被嗤为中国特色的大众媒体与影视人类学的机会主义媾合现象，表现为喜欢贴上学术标签的媒体作品。 以上现象可以分为两类问题，一类是由影像表达方式引起的民族志撰写主体多元化现象造成的泛学术化倾向。另一类也是源于影像志特有的影像化表达方式，表现为影像志对超越现象描述深入表达学术观点理解文化内涵的表达面临阐释性表述困难。泛学术化这种观点不被一些学者接受，他们认为泛化说是对发展影视人类学方法的尝试的贬损。但我认为发展影视人类学不是通过模糊影视人类学学科特征和人类学影片制作主体来实现的。大卫·麦克道格也指出：“茹比提出的关键观点，至今仍然有效：视觉人类学必须学习去变成人类学影片，而非关于人类学的影片(1975：109)。太多的文化人类学影片落入第二种分类，虽然提到人类学，但对于人类学知识却没有直接贡献”。[1](P.103)现在的问题在于，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所谓的人类学影片会落入“关于人类学的影片”的分类。 一、影像民族志的结构性问题源于其特殊的撰写方式 人们形象化地形容影视人类学的主要问题是：“诱惑太多，能力不足”。实质上就是两大类问题，即影像民族志撰写主体模糊和影像民族志对超越现象描述的阐释性表述困难，这两个问题在文本型民族志方法上不明显，原因就在于“影像化”表达方式上，即是由影像民族志自身结构原因带来的原生性问题，结构性问题不能通过去结构方式来解决，民族志影片和人类学影片不能靠附加阐释文本的方式来达成表达，否则作品只能沦为文本研究对象和资料，影视人类学也就没有学科价值了。应对这些问题就需分析其内在形成的原因来加以克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