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家族企业治理问题的讨论,无论在战略管理领域还是公司治理领域一直以来都是热点和主流。家族企业作为上市公司中特殊的一类企业,其治理结构和模式呈现出与其他类型企业不一样的特点。以往的研究基于代理理论,对集中的家族所有权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作了大量的讨论和检验,却依然得到不一致的结果。有的研究发现家族所有权集中度与企业绩效之间是正关系,有的则得出了相反的结论,还有的则证明两者之间的曲线关系、或并不相关。结果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差异,是因为他们忽视了企业所处的外部环境的作用。制度环境对组织的结构和行为有重要的影响(Williamson,2000)。处于不同环境下的家族企业,其应对环境的治理方式也不一样。为了适应不同的制度环境,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家族企业会做出相应的调试来适应环境及其变化。家族企业是制度的产物,不同国家的家族企业治理结构和效果会因为制度背景的不同而出现差异。Williamson(2000)将制度分为不同的层次——非正式制度(包括文化、社会习俗和社会规范等)和正式制度(如法律)为第一、二层次,治理行为是第三个层次,日常的交易行为在第四层次。前面两者是后面两者的背景和约束。我们将制度视角和代理理论综合,将制度因素纳入到传统的家族治理与绩效的分析框架中,以期揭示其背后的制度根源。 之前的研究证据来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少有针对多国家多地区的研究。虽然近年来出现了一些使用多国数据的研究,但这些跨国研究也只集中在一个区域,例如只关注东亚地区(Claessen et al.,2000、2002),或者只关注欧美(Faccio and Lang,2002;Barontini and Caprio,2005;Maury,2006)。同时对公司治理模式进行比较的研究主要基于英美模式和日德模式简单的二分法,缺少成熟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的实证对比。而大部分国内关于家族治理与绩效之间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一个国家和地区,缺乏跨国跨地区的实证证据,本文希望能弥补以上空白。一般而言,中国与日德模式的企业在所有权的分布状态上是相似的,股权集中、占企业总数比重较大的家族企业对经济发展具有非常大的作用。然而,中国的转型经济与西方国家的成熟市场经济形成了不同的家族企业制度背景。本研究选取处于转型经济中的中国上市家族企业与成熟经济体中的德国上市家族企业作为样本,欲探讨制度环境对家族治理结构与企业绩效间关系的影响。 二、文献回顾和研究假设 (一)家族治理与企业绩效 家族企业的治理结构呈现出所有权和控制权集中、控制权与所有权分离、家族人员涉入管理的特征,给家族企业带来有利的或者不利的影响。按照代理理论,家族所有者通常也是经营者,且握有集中的家族所有权和控制权,因而有助于消除现代公司中的第一类代理问题——股东与经理之间利益冲突(Jensen and Meckling,1976;Demsetz and Lehn,1985)。当家族拥有大部分所有权时,它就有较大的动力且有能力去监督经理,从而使企业价值最大化(Demsetz and Lehn,1985)。尤其,当家族财富与企业效益紧密联系在一起时,家族更有强烈的动机去监督经理,使其与小股东的搭便车问题最小化(Anderson and Reeb,2003)。这些动机也会限制(但不能全部避免)大股东转移公司资源,从而保护了小股东的利益。 一般来说,创立家族通常希望其创立的企业能持续经营并不断传承下去,他们比其它类型的股东拥有更长远的目光,他们也会比短视的经理人员更青睐投资长期项目(Anderson and Reeb,2003;Bartholomeusz and Tanewski,2006;Bebchuk,1999)。对于创立家族而言,企业和家族的声誉是他们看重和关心的。对长远发展的关注和对名声的维护这些特征都使得家族企业相对于非家族企业来说拥有更长期的竞争优势。Schulze et al.(2001)提出利他主义能为家族企业带来益处。Bergstrom(1995)和Becker(1981)将利他主义看成是一种个人通过促进他人利益而追求他们自身利益的经济现象。Eschel et al.(1998)和Jensen(1979)在家族企业的情境中发展了他们的观点——利他主义存在于家族成员个体的利益当中,每个个体通过提升家族其它成员的利益来追求自身的利益。他们将使得家族成员之间形成忠诚、交流方便、有利于决策,从而降低代理成本。家族成员在企业中的认同感和责任感会比较高,因为他们会认为这是“我的企业”、“我要把它做好”。管家理论很好地揭示了这个特性,企业中的家族成员就像企业的管家,将企业看作是自己和自己家族的一部分,尽职尽责地为企业奉献。而且企业运营需要特殊的技能知识和广阔、复杂的社会网络,长期在企业任职以及从小在家中的耳濡目染和从家族继承的社会资源将有利于家族成员对企业的决策和管理,而这些稀缺资源对于家族外部人员来说是难以或无法获得的。梁强等(2013)对家族二代所有权涉入对家族企业价值影响的研究也表明家族二代的所有权集中度对资本市场的企业价值有积极意义,这体现了所有权传承所传递的家族财富持续创造着价值。当二代的管理涉入程度较高时,其所有权集中度对企业经济价值的正向影响更大。这说明,家族二代的所有权和管理权的继任可以形成有效的配置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