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J9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6522(2014)06-0032-16 doi：10.3969/j.issn 1007-6522.2014.06.004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中国电影产业经历了曲折的、长足的发展，其中民营企业的发展尤为引人注目。仅从投资主体和影片数量来看，我国目前近80%的影片都生产于国有制片厂以外的产业实体，一些民营影视企业已经形成了一套包括制片、发行、放映、影城旅游项目等在内的相对完善的商业运作体系。今天，无论是在经济规模还是产业结构上，民营影视企业都已经成为我国影视产业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从比较的视野看，尽管大陆的民营电影工业与好莱坞的电影工业都是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是它们的运作模式仍有着根本的区别。因为大陆民营电影工业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结构的顶层设计下运作，而并非完全是在自由市场结构下运作，这一结构规定了它发展的可能性、状态和空间。正如清华大学教授尹鸿所说：“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中国电影产业的生产力。”[1]所以，在考察大陆民营电影30多年来发展路径的同时，要注意它和国家宏观政策和具体产业政策(即国家政治、经济结构顶层设计的具体体现)的互动关系，这是我们对民营电影企业发展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关注点和贯穿线索，也是本研究对中国大陆民营电影工业发展进行分期的重要依据。 根据这一认识，本研究把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民营电影工业的发展分为以下四个时期：(1)1993年以前：民营影视企业的前改革期；(2)1993年到2001年：破冰与发展期；(3)2001年(加入WTO)以来：高速增长期；(4)新近的发展：新资本时代。 一、1993年以前：前改革期 从1980年代到1990年代初期，我国的电影产业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即政府对制片厂实行统一规划，下达生产任务，提供资金。发行方面，政府指导中影公司统一收购影片，按行政区域再发行到各个地方放映单位。一级政府即一级发行公司，实施政企合一的发行体制。放映单位也由国家统一管理。这种计划经济式的电影体制一直持续到1993年。但在此之前，已经有了民营资本的初步尝试。 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但真正的经济体制的改革，是从1984年才开始的。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问题的决定》。这个决定确立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一新的指导方针。这次经济领域的革命也波及电影行业，使得电影制片厂被定性为生产性企业，与其他企业一样，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通过银行贷款自筹资金，实现生产利润，并交纳大小十余种税收。自此，非公有制资金进入到经济发展的不同领域。民营资本也逐渐参与到中国电影行业中来。 20世纪80年代后期成立的民营影视公司大部分没有涉及电影行业，主要从事电视剧、电视节目等制作，比如1985年在陕西渭南成立的华山影视公司等。相比电视行业，摄制电影的成本过高，资金门槛进入难度大，同时，加之电影作品政治文化风险未知难卜，电视行业初兴等原因，大陆民营资金最开始并没有进入电影行业。 民营资本进入国有电影制作环境，要从港台民营企业进入大陆合作拍片谈起。港台民营电影企业寻求与大陆国有电影制作机构合拍的第一个热潮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初中期到90年代初。《垂帘听政》(1983年)、《火烧圆明园》(1983年)、《古今大战秦俑情》(1989年)、《菊豆》(1990年)、《霸王别姬》(1993年)、《阳光灿烂的日子》(1994年)、《东邪西毒》(1994年)、《大话西游系列》(第一部，1994年)、《宋家王朝》(1997年)等一大批合拍片纷纷出现，香港汤臣影业、泽东电影公司、徐小明电影公司等港台电影和民营电影企业为内地电影界所熟知。当时，港台民营资本进入大陆电影行业，政策上仍有种种限制，如在大陆不能具有独立制片身份。因而这些港台资本均采取了与在大陆具有独立制片身份和制片生产指标的国营机构合作的方式。西安电影制片厂、北京电影制片厂、中国电影合作制片公司等国营电影机构进入了港台电影业界的视野。根据当时的规定，港台与大陆合拍的影片均标明为与中国电影合作制片公司合作。大陆的民营资本很快从中获得启发，1993年成立的“金英马影视”就是从与港台合拍商业电影开始的，《欲霸天下》、《铁血壮士》、《挚爱情缘》均是以投资方式参与到香港公司与大陆国有制片机构的合作中，这是第一波以这种方式参与到电影制片的民营经济力量的代表。[2] 二、1993年到2001年：破冰与发展期 (一)破冰和起步 1992年2月，邓小平的“南巡”讲话明确了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为备受批评的市场经济正了名，给包括民营影视产业在内的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带来新的契机。同年10月，在中国共产党召开的第十四届全国代表大会上，明确提出了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战略目标，并且要求积极推进文化体制改革。 当时中国的电影产业也面临着十分严峻的形势：1992年，中国电影经济持续大滑坡的警报再次传来，1992年全年票房收入从1991年的23.6元亿下降至19.9亿元；全年放映场次比1991年减少460余万场；全年观众人次比1991年减少38.4亿，降至105.5亿人次，比10年前的1982年减少130亿人次。16家故事片厂中有6家亏损。拍摄《毛泽东的故事》和《狂》的峨眉电影制片厂全年利润仅39万元，不及一个大电影院的全年利润。[3]
